再思中小堂会的出路

胡志伟牧师
无论全球或本港教会，小型堂会(指崇拜出席人数在100人以内)，仍是整体教会的重要部分。按《2014香港教会普查统计数据集》发现，本港有470间堂会属小型堂会，占整体37.6%，崇拜出席人数共30,645人。倘若以200人计算，就有883间堂会，占整体70.7%，崇拜出席人数共90,016人。从现况看，本港七成堂会为中小堂会。
一直以来，凡涉及堂会增长或发展的书本或研讨会，往往以超大型堂会(Mega church)为所有堂会学习的模范，形成中小型堂会牧者及信徒不自觉地因“小”而自卑；甚或有些所谓“成功名牧”于讲论中，否定了小型堂会的价值。美国牧师史丹利(Andy Stanley) 于2016年2月堂会讲道中，揶揄那些返小型堂会的信徒是自私的，低贬小型堂会，引来强烈反弹，结果他要公开致歉。
进入网络世界，传统工商企业已不迷恋“大即成功”，能赚钱与发挥影响力是与组织的大小无关；惟独港台等地华人教会仍迷信“好大喜功”式发展论述。当工商企业已放弃了“做大才成功”，反而选择“小即是美”，有更美好的前景。很多事实说明了“做小也有价值”!
小即是美
牧养小型堂会，教牧必须对“小”有合乎圣经的理解，确立小堂会的存在有其独特的身分与使命。小堂会常有身份危机，当教牧与信徒不甘于被人看“小”，拼命要“由小变大”，很可能急于求成，而导致堂会原有资产失掉。
“小堂”本身不是问题，正如森林内有高低大小不同的树木；大树可以招风，小树可为土壤提供养腐植质，或中医药材。任何堂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由小成大”，开荒初期，堂会细小乃正常与健康的。当然，也有不健康的“小堂”，因着内部问题丛生、教牧人事纷争与流动等，带来“小不是美”的局面。
每间堂会，无论成立年日长短，按照《圣经》教导，本身是整全完备的地方堂会，也是圣而公之教会的一员。堂会的“整全完备”，指向神已把发展教会的一切资源供应予这间堂会，她麻雀虽小，不及信天翁般体积大，但天地之间仍有足够空间任她翱翔。小堂会领袖要确认本身使命与价值，知悉本身角色是不能替代的，不把本身“自我矮化”。
既小且深
笔者认为中小型堂会对国度使命有独特的贡献，就是深化关系与培育国度委身者，这两方面是大型堂会所不及的。按《2014香港教会普查统计数据集》发现 ，
101至200人堂会，共413间，神学生人数为291人；而千人以上共32间堂会有266人；以一千名会众对全时间神学生，101至200人为4.8%，51-100人为6.5%，1-50人为5.3%，而千人以上为3.3%。按笔者观察与亲身经验，颂主堂、宣道会元基堂、以便以谢堂等不大堂会，也不成比例地出了不少国度工人。
中小堂为国度培育人才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出身自中小型堂会，84年神学毕业牧养一间三十多人聚会的小堂会；我认识不少教牧、宣教士、机构同工等来自“小堂”多于“大堂”。“小堂”培育信徒，较有国度视野与容纳异己的胸襟；相反，部分“大堂”教牧与信徒，多从“本位主义”来发展事工。
“小堂”提供一分亲切温馨如家的相交关系。“小堂”场景，有助信徒建立信任而亲密的关系。“小堂”更能兼容离婚人士、单亲家庭、伤残人士、情绪困扰者、同性困扰者等，让这些信徒得着适切的关顾，在关爱与接纳中不断成长。“小堂”更能实践“跨龄崇拜”(intergenerational worship)，一家老小共聚一起的“家庭堂会”(family church)，不需走大堂的“分龄崇拜”。
正因为堂小，会众之间的沟通直接与频密，“小堂”牧者只要敏锐信徒人生历程，牧养就是围绕信徒结婚、迁居、生儿育女、子女升学、寿宴、退休、家人患病与丧礼等，在这些场景中牧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研究小堂学者Carl Dudley认为小堂教牧的角色是“爱人”，教牧非自恃专业与学位来取得会众信任，他/她乃主动乐意与会众同行人生路，一起于深化关系中共同挣扎与成长。关系正是“小堂”成长的命脉，教牧成也关系，败也关系；教牧要学习与各方人等沟通共事。
结语
总括来说，“小堂”有其独特价值，圣经与神学从来不曾肯定“人多势众”堂会方为“健康”与“卓越”。有些堂会是“自然大”，有些是“天然小”；教会领袖不应迷信数字，误以为人数多少就等同生命质素，务求“做堂要大为成功”。“小即是美”的堂会，对大公教会的贡献在于持续地培育“既小且深”的国度人才。(本文部分内容曾刊登于《教牧期刊》第15期，2003年11月，现重新修订。)

西班牙成功去伊斯兰化过程的意义和借鉴

高阳裔
伊斯兰教由于其强制性、不宽容性以及顽固性，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难于被所在国吸纳和同化的宗教。常常听到对伊斯兰教“一旦伊斯兰化，就永远是伊斯兰”的神话，所表达的也就是在某一地区或民族中形成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体后，就不可能让其抛弃伊斯兰教，一旦一个国家出现了伊斯兰教群体，就只能坐视其发展壮大，而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但事实上，没有哪一种宗教真的具有这种魔力。历史上的西班牙就打破了这个神话，是一个典型的清除了伊斯兰教势力和影响的国家，这对所有面临伊斯兰教威胁的国家和民族都是非常有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公元711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征服了北非的柏柏尔并使其归信伊斯兰教后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并迅速打败了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征服了除最北部山区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从此西班牙进入了伊斯兰教统治时期。虽然西班牙国家的真正形成，要到近八百年后，卡斯蒂里亚的伊莎贝拉女王和阿拉贡的费尔南德国王结婚后，两国合并以后才会出现。但伊比利亚半岛本来就有西班牙这称呼，所以使用这个名词也不算错误。
还需要一提的是这一过程中犹太人的行为。在中世纪，虽然同样源出犹太教，但同期的基督教要比伊斯兰教对犹太人歧视和压迫的程度更甚。所以在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人的过程中，犹太人普遍采取了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姿态。而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述，是犹太人勾引阿拉伯人入侵，并多次出卖了所居住的城市，为阿拉伯人打开城门的事例，犹太人的这种举动也为八百年后西班牙人驱逐犹太人埋下了伏笔。随着阿拉伯人统治的建立，由于居于绝对少数地位，为了加强亲伊斯兰的势力，更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亲穆斯林的犹太人向西班牙移民，加上本地的改宗者，形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构成欧洲犹太人主体的两大集团之一——西班牙系犹太人。之所以特别提到犹太人，是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与西班牙，很接近蒙古人和回回与中国的关系。都是建立了一个异族分等级统治的殖民政权，而当地人自然成了最受压迫的民族，而犹太人和回回色目的地位都是二鬼子。当然，回回与犹太人比较而言，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要尤为凶残恶毒。最初在宋代进入中国的回回，不但没有受到迫害，反而受到优待重用，从而发达起来。但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以泉州蒲寿庚为代表的回回，用残杀数万南宋宗室百姓向蒙古人邀功投降进行了回报。而回回的主体，则 是蒙古人入略中国时，带来的仆从军的后裔。回回这一群体，构成了蒙元统治时期的四个民族等级中仅次于蒙古人的等级——色目人。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依靠征服、屠杀和强迫的，随着摩尔人在西班牙站住了脚，下一步就开始了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活动。由于进入西班牙的摩尔人数量非常有限，需要当地的基督教徒交纳赋税，所以摩尔人不能通过全面的屠杀来传播伊斯兰教。而且如果全面推行伊斯兰教，也丧失了向农民征收重税的理由。所以伊斯兰教在西班牙没有被全面强迫接受。但通过向西班牙人征收重税，进而采取不承认非伊斯兰教徒对土地所有权，以及对非伊斯兰教徒的各种歧视和压迫，也迫使很多不坚定、懦弱的西班牙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尤其是大土地拥有者。而所有这些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样，都被称之为摩尔人。
随着阿拉伯人随后被法兰克的查理•马特击败，将伊斯兰教的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企图落空，阿拉伯帝国只能止步于比利牛斯山以南。随着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王朝被阿巴斯王朝所灭，伍麦叶王室的唯一幸存者逃到了西班牙，建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从此西班牙人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西班牙人的伊斯兰教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不过这个“盛世”是穆斯林统治者的，而非西班牙基督徒的。西班牙的抵抗者并没有完全沉寂，到公元十世纪，西班牙北部山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基督教王国，他们组成了与阿拉伯人对抗的联合阵线。并一度收复了西班牙北部地区。但随着阿拉伯人将北非的柏柏尔人引入西班牙，使得十一世纪西班牙的光复事业遭受了大逆转，柏柏尔人几乎又一次占领了整个西班牙，虽然伊斯兰教保持了自己的优势，但阿拉伯人的地位也被柏柏尔人取代了。从此以后，随着柏柏尔人更加排挤非穆斯林，犹太人被穆斯林所抛弃。从居于西班牙人之上的二等公民，变成了夹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同时为双方不信任的群体。
与之相比，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回回色目人被蒙古人视为奴仆，蒙古人也时常对其进行打击和迫害，如因为伊斯兰教的宰羊法与蒙古人不同，所以不吃蒙古人的食物，导致忽必烈勃然大怒，一度严格禁止穆斯林用自己的方式宰羊。回回色目人既是蒙古人的军事走狗，也是经济走狗，通过以包税的手段垄断了对汉族人民的税收权利，成为压迫汉族的重要势力。虽然回回色目与蒙古人也有矛盾和个别冲突，如前面提到的泉州蒲氏家族，在元末想在泉州搞割据，在残杀迫害泉州汉族人的同时，由于回回色目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纠纷，内部也自相残杀，最后被蒙元军队消灭，蒲氏家族几乎被夷灭，由于回回色目和蒙元的摧残，而自唐宋以来，一直做为外贸中心的泉州从此一蹶不振。不过虽然回回色目与蒙古人有冲突，但站在汉族的对立面的合作仍然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话分两头，虽说西班牙的光复力量十一世纪遭受了挫折，但并没有被消灭。经过不断的拉锯战和壮大，到公元十二世纪末，伊比利亚北半部已经完全被基督教王国所收复，虽然伊斯兰教和摩尔人也进行过数次有威胁的反扑，但西班牙人的光复事业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此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已经形成了葡萄牙、卡斯蒂里亚、阿拉贡三个强大的国家。而到十三世纪末，穆斯林摩尔人的控制区就只剩下南部安达卢西亚的格林纳达王国了。最终在公元1492年，格林纳达被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亲率大军所征服，全西班牙光复，长达八百年的摩尔人统治终于彻底结束。不断与异族人和异教徒的战争，极大的促进了西班牙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与摩尔人和伊斯兰教的残酷斗争引发的宗教狂热和极度高涨的民族精神正是刺激和推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大航海，和对美洲进行征服，使西班牙成为十六世纪的海上霸主的重要动力。
在完全结束异族统治后，西班牙马上给摩尔人和犹太人两个选择，要么改宗天主教（也就是强制同化）要么被没收财产驱逐。这一政策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是长期实行的，但远没有最后这一次彻底和影响巨大。这导致了拒绝归信天主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全部驱逐出西班牙。很多评论者，将这一举动视为背信、不人道，甚至将西班牙霸权衰落和经济的落后归因于此。这种评论是被现代的所谓“立场正确”蒙住了眼睛，纯属自作聪明的伪命题。
为了让格林纳达早日投降，伊莎贝拉女王曾经允诺了准许摩尔人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自由，从这一角度，说西班牙人背信不无根据。但守信本身并不是最高准则，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期利益，收回对敌人的承诺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而在政治人物身上更是体现了其是否能区别小信和大义，是否能更明确的认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伊莎贝拉女王无疑是有远见的。对承诺的信守本身只能建立在两个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立场不完全对立的双方。对长期损害、压迫、威胁自己，信仰和世界观差异巨大的世仇之间，又有什么守信的基础呢？世界上各个文化，都是鼓励民族或宗教认同体内部讲求诚信，而不是对外族和异教徒。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在其经典《古兰经》中，要求对非穆斯林进行欺骗和突然袭击和暗中谋杀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内部的什叶派，因为长期受正统派的迫害，也将隐瞒自己的教派立场做为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中，都有类似的内容。而中华文明中的“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身并不是普世原则，而是有前题的，因为在中华文明中，只有汉族和与汉族有共同价值观的才有资格被视为“人”。所以对待异族和异教徒，如果死守承诺，或外表的“人道”，而为本国和本民族留下巨大的隐患，这种“守信”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
有些说法就更离奇了，甚至认为西班牙后来的衰落，也是源于从美洲流入的大量金银和由于没有穆斯林和犹太人的金融管理，导致了西班牙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国内生产力，导致金银大量外流，没有使西班牙象荷兰、英国等国家一样完善金融体系并使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而且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量驱逐也降低了西班牙的知识阶层的力量，打击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云云。
问题是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被那些精英视为偶像加以膜拜的时代，已经让许多人搞不清民族国家的意义和利益所在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首先是本国主体民族的利益。摩尔人和犹太人是什么人？对侵略者和内奸或是他们的后裔能将其与一般国民一视同仁吗？如果仍然让穆斯林和犹太人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文化主导权，那么光复的意义何在？在异族统治时期就要忍受压迫，到了光复和解放之后，就要对侵略者及其走狗宽容。这种“以德报怨”的蠢举，只能出现在最愚蠢和最漠视本民族人民利益的政权和统治集团身上。“如果宽容有用，还要法律干什么”？如果只占便宜不吃亏，只有宽容没有惩罚，其结局只能是纵容恶行。
西班牙的衰弱和没有走向近代工业化是有着复杂和多重的原因。当时欧洲政治格局、西班牙固有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族气质也都是限制西班牙进入工业时代的重要原因。与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如果不是毫无关系，至多也是关系甚微，将此归罪于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未免是牵强附会。西班牙的国土并不肥泛，气候干旱、农业等物质生产水平并不发达。而且由于阿拉伯人的长期统治导致的激烈政治和宗教对抗，西班牙崇尚从军和当教士的社会风气，加之复杂的婚姻和领土继承导致了西班牙与欧洲其乱如麻的政治关系所导致的大量战争支出，都使西班牙不具有走入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前提。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商业才能并不能具有改变这一切的可能性。而且，穆斯林和犹太人如果不被驱逐，获得了更大的财富操纵权力和文化上的优势，只会对西班牙构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因为历史无法假设，让我们无法检验如果西班牙不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宽容”的对待他们，任其坐大，会对西班牙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那么就以那些表面上归信了天主教的前穆斯林，既摩里斯科人为例。这些人在强制驱逐和归信天主教之间，选择了后者。虽然穆斯林和犹太人中的改宗者有的是真心改变信仰，甚至表现的要比原来的天主教徒更为激进，如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中，就有不少改宗的犹太人，他们对异教徒基本要比老天主教徒更为残酷。而被强制同化时间较久的摩里斯科人也有完全转化为西班牙人的，如《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据信就是出身于摩里斯科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某种蛛丝马迹，如桑丘虽然是一介农民，但却在堂•吉诃德面前时时以“老基督徒”自命，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种归信大多仍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大多数摩里斯科人仍然暗地里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而这对西班牙国家安全是一种极大的隐患，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成立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甄别那些隐藏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到了伊莎贝拉女王的曾外孙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在1568年摩里斯科人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重新公开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最终被西班牙人镇压下去。从此，西班牙人彻底丧失了对摩里斯科人的容忍，开始了对摩里斯科人的大规模驱逐。经过1570年、1584年、1610年三次大驱逐以及相应的火刑和屠杀。摩里斯科人终于被西班牙彻底驱逐和消灭。在西班牙全面光复后的一百多年后，西班牙才最终彻底清除了伊斯兰教对西班牙的影响。
对于西班牙所处的时代背景，也需要说明。虽然西班牙光复、发现和征服美洲、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驱逐发生在相近的时期。但西班牙当时的力量远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强大。西班牙之所以能征服美洲，主要是因为美洲土著人在武器和战争水平上过于落后，加之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对美洲土著毁灭性打击造成的。而此时的欧洲，面对穆斯林世界，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劣势。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基本统一了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而逊尼派又占到了伊斯兰教力量的约90%。而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则是分裂的，一个整体实力尚不及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其中就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奥斯曼帝国匹敌了。直到1571年，在勒班多大海战中，基督教国家才以第一次联合起来战胜了奥斯曼帝国海军，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双方实力的转折点。此时的欧洲面对穆斯林世界，优势并不明显。1578年，葡萄牙国王亲率17万大军到摩洛哥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国王战死。直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失败，欧洲才无可置疑的在实力上超过了穆斯林。
而且由于欧洲的分裂，西班牙不仅面对穆斯林的威胁，也要提防与其相邻的欧洲国家。而像法国等国家，为了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甚至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欧洲这种由于没有形成统一大帝国造成的内部消耗和牵制，到后来成了奥斯曼帝国能够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当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能够灭亡和统治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正是因为欧洲国家为了实力均衡而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延长了近百年的寿命。话说回来，此时的西班牙在国家实力上远逊于奥斯曼帝国。现在国内外的不少穆斯林动辄将“十三亿穆斯林”当成自以为的后盾和对所在国的威胁，虽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但当时西班牙所面临的威胁则要实际的多，在驱逐摩里斯科人的同时，西班牙也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干涉甚至开战，并为此进行了信息封锁，最终证明，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国家并没有为“穆斯林兄弟”真正做什么。通过后来的历史，更加证明对于穆斯林这个一盘散沙的群体，不必慑于其表面的数量。穆斯林的“团结”，只是一种神话。如果有穆斯林再拿出“十三亿穆斯林”来威胁中国，我们就可以正告他们，我们不必消灭所有穆斯林，只要消灭他们既可，至于“穆斯林同胞”能否为他们做什么，只要看看阿拉伯人为同族的巴勒斯坦人做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如果连对同一民族的“穆斯林同胞”不过尔尔，真会有哪个穆斯林国家会为了一批民族来历不明的伊斯兰教徒国家而真正与中国为敌吗？这只能是那些自认的“干儿”们的梦想，而决不会成为现实。
最终西班牙人顶着各种压力，通过屠杀，强制同化和驱逐的方式彻底根除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影响，不能不说是因为找对了应对伊斯兰教的手段，对一个顽固而不妥协的外来民族和文化对抗，不能以正常引导或平和的方式得以解决，而只能以强有力和坚定的压力来使之屈服或消灭，这才是面对外来民族和文化入侵的解决之道。虽然这种不“文明”的做法受到了后世“开明”之辈的谴责，但西班牙人却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隐患，西班牙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惜冒与当时比自己强大的多的伊斯兰教领袖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仍然将这一措施坚持到底，的确是远见卓识。
一个国家有强盛的时期，也有衰落的时期。而西班牙人即便在衰落和国家丧失集中领导的情况，仍然不被拿破仑帝国所征服，表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不能不说与彻底消灭境内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对民族精神的培养大有关系。而西班牙人既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民族分裂和重复异族勾结外人叛国的情况，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多流汗，后人少流血。很多人将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视为进步，但同时却忽略了历史。甚至同为一个国家，都是基督教信徒。由于教派的不和，也导致了无数的残杀和毁灭。欧洲最先强大起来的西班牙和英、法两国，都是通过残酷镇压，消灭了国内异端后，才形成了稳定的国内形势，促进了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而教派多元的德国，由于长期的宗教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和国家的长期分裂，其国家的形成被滞后了数百年。西班牙虽然因宗教裁判所为后世所诟病，但其对中央集权的维护和对思想的统一，也是西班牙没有出现内部的宗教战争和残杀的主要原因。
在当今欧洲，穆斯林群体急剧膨胀和与所在国对立的情况十分普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西班牙保持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穆斯林群体。则那些“西班牙自古以来就是穆斯林的土地”，“恢复穆斯林国家”，“进行收复穆斯林领土的圣战”的论调必然会大行其道，恐怕西班牙会成为巴尔干半岛望尘莫及，只有中东才会与之媲美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的重灾区。所以西班牙人的做法，冒“反人道”恶名于一时，但功在子孙，利在千秋。我们不必站在西班牙人的立场上，而是需要客观的看待西班牙正确的民族处理方式，并对其为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任的做法和有效性进行学习和借鉴。汉民族主义者决不是丑化者所诬蔑的现代义和团和闭关锁国不向外界学习的古董，我们虽然敬仰和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但决不排斥对外国外族先进和行之有效的，并对我们有益的任何科学技术、政治手段的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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