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系列文章，並不是站在學術立場而寫，乃是出於實用的立場而寫。它們簡單地將我們的基本信仰寫下來，並且和一些傳統的異端作出較。
現今真道混亂，神的兒女除了在向神的熱心上受了靈恩運動那熾熱的感情和動人的說話所迷惑外，他們也在背道(Apostasy)和異端(Heresy)兩條不同的道路上迷失。背道是離棄神的導，雖然接受一切的真理，在生活和信仰上卻不按它而行。異端是掛著基督教的名號而傳揚另一種與違背真理的教導。若果不被這些末世的偏差所迷惑，我們應當知道他們與聖經違背的地方，也應當知道聖經正面的教導如何。惟有認識聖經的教導，我們才能分辨。
這裡仍要強調一點，惟有神才能保守我們。我們千萬不可離開衪。追求認識，行道和親近神是必須的，是不可缺少的。
本人並不是神學家，也不是聖經學者。只是有感於現今真道繆誤，而弟兄姊妹往往一無所覺，或是只知其一，人云亦云。因而在信仰行道中往往滲雜了與聖經相違背的事物和教訓。面對人的尋問和資詢，也不能坦然回答。所以寫下了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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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日星期六
杨丹尼：信仰的三个偏差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杨丹尼弟兄 更新时间：2011年07月18日 09时56分32秒
经文：【约6:22-51；约6: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信仰，不在于我们的身在哪，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
一群刚刚在旷野经历了五饼二鱼神迹的人，在与耶稣的一番对话后，竟然“多有退去”的（66节）。那些人为什么退去？他们寻求耶稣在动机、目的、观念上有哪些偏差？今天，这些偏差有没有化妆成别的面孔，正以看似属灵的面貌欺哄自己，也迷惑着他人？今天属神儿女的“心”在哪里？在一个同时充满逼迫和诱惑的环境里，倘若不警醒自己，属灵生命在离俗入圣的过程中，或许会长出别的枝杈来，看似枝繁叶茂，里面却开始枯萎了。
一、物质主义的偏差
这段对话发生在迦百农的会堂，大概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中期。这群人刚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心绪难平，乘船渡加利利海专门去找耶稣，并找着了。他们问耶稣：“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5节）按人的眼光看，他们不虚此行，找到了耶稣。这群人真找到耶稣了吗？找到的是真正的耶稣吗？他们心目中的耶稣是怎样的？主耶稣看出他们寻找的动机有误，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6节）
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寻求耶稣的第一个偏差，就是他们看到神迹后，不是对耶稣的身份、背后的意义进行反思，不是深入寻求神的奥秘，他们眼睛只盯着“饼”，满足于肚子吃饱。这个偏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质主义，追求现实的物质经济利益，心思放在暂时的、眼见的好处上，满足于肉体的欲望。名、势、财、色是当今社会衡量人的尺度，是失丧的罪人竭力寻求的东西。然而，耶稣的降生，有更深远的目的和意义。当人以物质主义的动机寻找耶稣的时候，依然是肉欲的驱动力，到头来恐怕会失望而归。
二、律法主义的偏差
耶稣知道这群人心里的偏差，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27节）这里并非指我们不用工作，乃是在强调生命的优先次序。倘若一个人并没有真正信靠耶稣，还没有得救，那么这个人依旧是沉沦的，还在滑向死亡的大门。这样的人，理当首先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然而，这种劳力又超出了这群人的所思所想。这群人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工呢？”（28节）
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他们观念里的第二个偏差，就是要自己怎样“行”，并错谬的以为这是在“作神的工”。显然，这个偏差是受旧约律法的影响，高估了自己，以为人能守住律法。律法原本是善的、圣洁的、是属乎灵的，律法的总归要指向耶稣。真心渴慕律法的人，到头来会发现自己行不出律法的义，需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这群人的偏差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在遵行律法的过程中，一种与他人对比而表现出的自高心态。耶稣曾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自以为义恰是律法主义的典型特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一个比喻里，谈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法利赛人自以为不像别人那么坏，一周禁食两次，也遵行十一奉献；税吏呢，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胸呼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的评价是税吏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路18：9-14）
这群人依旧是律法的观念，不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29节）这句话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许多归向其它宗教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遵行种种戒律、积德行善，不断去作、作、作，就是不信耶稣，不信神所差来的，以为靠自己的行，将来能有一个很高的属天地位。但神的心意是让人来信靠耶稣，接受主耶稣替代性的救赎恩典。
三、个人经验主义的偏差
这群人知道祖宗在出埃及时代吃吗哪的故事，却不知道耶稣才是生命的真粮。他们的祖宗四十年不断看到神迹，还是不断抱怨、牢骚满腹，乃至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都不得进入迦南。这群找耶稣的人昨天刚刚看过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他们却还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30节）可见，倘若心存刚硬，就是看见了神迹还是不能信。
耶稣说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旷野中降下的吗哪赐给了一代人、一个民族，耶稣要把自己赐给天下所有信靠他的人。当这群人以物质主义观念听耶稣讲吃他肉、喝他血的话，难怪会议论、心里犯难、最终退去。他们只用肉眼看耶稣，对永生之事还没有任何感觉，他们私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42节）
从这些人的问话里，反映出他们的第三个偏差，就是以个人有限的经验和理性去判断耶稣的身份，是典型的个人经验主义。的确，他们知道耶稣的出身、家世，熟悉作为人的耶稣，这是他们过去的认识经验。然而，个人经验在带来生活认知的同时，却也容易被这个认识框架所束缚。当耶稣施行神迹，显出自己神性能力和权柄的时候，他们犹豫、困惑了。今天，个人经验主义依然是许多人接受耶稣的障碍，出于个人的理性经验，不相信《圣经》上的神迹。如果人稍稍谦卑一点，就会知道自己的有限，不理解、不明白的事还很多。
这群人终于无法突破自己的认识经验，受错谬的物质主义追求动机和传统的律法观念左右，面对耶稣接下来吃人子肉、喝人子血的讲论，如坠云雾之中，最后选择了退去，不再与主同行。
四、三个偏差的严重后果
物质主义、律法主义、个人经验主义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中心。物质主义牵引人心现实的追求，让人轻忽对生命终极归宿的关注；律法主义看重行为，要么是一面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要么踏上假冒为善、自高自义的靴子；个人经验主义常常成为一座顽固、刚硬的认知堡垒，是孕育无神信仰证词的源头。自我中心是罪人归信耶稣前的共同特征。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这三个偏差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否在他决志信主之时就自动消失了呢？或者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完全对这些有免疫力，丝毫不受影响呢？
教会历史、《圣经》与个人信仰经验都会给出否定答案。当越怀有人的自信时，偏差的负面影响可能就越大。具体来说也有三点：
第一，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由于动机不对，满足于吃饼得饱，实际上并没有寻找到那位赐永恒生命的耶稣。他们心目中的耶稣是自己幻化出的偶像，是随时为自己服务的保护神。这样的“基督徒”，虽然也去聚会，参加各种表面上的宗教活动，却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没有领受圣灵，没有重生。他们正是主耶稣所称的稗子之类。
神由于本性的怜悯和恩典，对一些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困境、患难施以援手，正如让饥饿的五千人吃饱一样。这些人倘若在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不去深入思想耶稣的作为、他的身份、到世间来的目的，那么他们的所谓“寻求耶稣”还停留在表面，是物质主义层面的。这样的动机要么找不到真正的耶稣，要么很快就会退去。一个教会如果这样的“基督徒”人多势众，表面上会很热闹，却不能算作基督的身体。
第二，那些尝过天恩、领受过神恩典的信徒，倘若不谨慎，受此偏差的影响，爱心会冷淡下去；在外部环境的压力、逼迫或诱惑下，容易跌倒；甚至生命停止成长，也不能结实，正如撒在荆棘里的种子一样。
在属灵生活中，一个受物质主义影响的信徒，自私自利的心思会戴上属灵的帽子。比如祷告只围绕自己转，不是祈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而是一味寻求现实的好处，少有代祷代求，轻忽自己的福音使命。奉献时的观念是期盼神回报更多，读经是为了显示《圣经》知识丰富或为博取学术荣誉。在律法主义影响下，祈求时的态度不是信心及对神恩典的仰赖，而是注重自己的“好行为”，认为自己曾向神如何发热心、如何付出、如何奉献，神应该满足我、应该成就我的愿望，这等于强求神按人的想法履行义务。神任何情况下不受人的胁迫！个人属灵经验可能成为进一步认识神的绊脚石，在品尝了一些神的恩典恩惠后，以固定的模式揣摩神将来的作为，等于以人有限的认知模式矮化了神的超然能力、权柄与奇妙。这些都是自己的心容易出偏差，却不易觉察的地方。《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保守心里面的动机、目的、追求和优先次序不出偏差，实在是信仰生活极其重要的方面。
第三，从事侍奉工作的弟兄姐妹，心出了偏差，人的办法会增多。从表面看，人来人往、忙东忙西也很热闹，却是人在作，没有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恩典。倘若带领同工的心不能单单归向神，缺乏圣洁和忠心，那么教会很容易退化成属人的组织，教会缺乏来自神的真正异象和圣灵的能力。神是看人心的神，倘若我们的动机、观念、态度不对，不是怀着一颗单纯仰望神的信心，“侍奉”本身并不能为神悦纳。摩西逞一时的血气之勇，打死埃及人，表面看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却不过是人的热情，那时的摩西并没有被神呼召。在今天的教会，侍奉的心是怎样的？是圣洁无暇还是私欲掺杂？是忍耐等候还是虚夸浮躁？是顺从还是违逆？这些问题是神家的工人该仔细默想的问题。
由于人的软弱和种种不足，偏差有时会扭曲纯正的教义。比如物质主义在教会里乔装改扮，穿上成功神学的外衣，很能受一些人的欢迎。在优先次序上迷惑神的儿女，引诱人从属天的异象转向今生今世的成功，稍一失去平衡，就陷入撒旦的迷惑中。律法主义走向另一种极端，会显出苦难神学的影子，以为靠自己的刻意受苦，不成家，不染“世俗”，就能靠苦行在神眼中有更高的地位。中世纪天主教的修道院在远离“世界”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也远离了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信仰，不在于我们的身在哪，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
倘若以有偏差的标准去判断属灵事务，更容易错上加错。奉献的钱多就更属灵吗？未必！主耶稣称赞穷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比众人都多，因为穷寡妇把自己养生的都投进去了，别人虽然奉献的绝对数量多，却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谁的爱心大呢？这里再次证明神是看人心的神，不看你的表面。祷告的多就为神所悦纳吗？未必！倘若整天所求所想不离物质的私欲、不管别人、不体贴神的心意，这与爱的要求又何等遥远呢？
一个有神恩赐和托付的人，不在自己的职分尽忠尽力，尽管他/她看起来做工的果效远大于别人，在神眼里依然有亏欠，要受神的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12:48）在世界上有权势、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一定有属灵的权柄吗？不见得。王明道，并没有任何属世的头衔、地位、文凭，却成为供应、造就千千万万基督徒的一代忠心仆人。倘若我们以人的眼光看一时一事，就轻下结论，恐怕容易陷入到谬误中去。属灵生命的轻重、位次不是人眼能排定的。只有神最清楚。我们的心归向神了吗？归向了多少？我们喜悦神的道路吗？
愿弟兄姐妹警醒，在属灵的华美外衣下，遮盖的可能依然是隐匿的丑陋“自我”。物质主义、律法主义和个人理性经验主义正如有害的核辐射一样，在悄无声息中就已经损害了一个人，杀伤一个人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里要有“盐”，不断有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心，再归向耶和华。与弟兄姐妹共勉！
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7/18/2893.html
经文：【约6:22-51；约6: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信仰，不在于我们的身在哪，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
一群刚刚在旷野经历了五饼二鱼神迹的人，在与耶稣的一番对话后，竟然“多有退去”的（66节）。那些人为什么退去？他们寻求耶稣在动机、目的、观念上有哪些偏差？今天，这些偏差有没有化妆成别的面孔，正以看似属灵的面貌欺哄自己，也迷惑着他人？今天属神儿女的“心”在哪里？在一个同时充满逼迫和诱惑的环境里，倘若不警醒自己，属灵生命在离俗入圣的过程中，或许会长出别的枝杈来，看似枝繁叶茂，里面却开始枯萎了。
一、物质主义的偏差
这段对话发生在迦百农的会堂，大概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中期。这群人刚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心绪难平，乘船渡加利利海专门去找耶稣，并找着了。他们问耶稣：“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5节）按人的眼光看，他们不虚此行，找到了耶稣。这群人真找到耶稣了吗？找到的是真正的耶稣吗？他们心目中的耶稣是怎样的？主耶稣看出他们寻找的动机有误，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6节）
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寻求耶稣的第一个偏差，就是他们看到神迹后，不是对耶稣的身份、背后的意义进行反思，不是深入寻求神的奥秘，他们眼睛只盯着“饼”，满足于肚子吃饱。这个偏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质主义，追求现实的物质经济利益，心思放在暂时的、眼见的好处上，满足于肉体的欲望。名、势、财、色是当今社会衡量人的尺度，是失丧的罪人竭力寻求的东西。然而，耶稣的降生，有更深远的目的和意义。当人以物质主义的动机寻找耶稣的时候，依然是肉欲的驱动力，到头来恐怕会失望而归。
二、律法主义的偏差
耶稣知道这群人心里的偏差，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27节）这里并非指我们不用工作，乃是在强调生命的优先次序。倘若一个人并没有真正信靠耶稣，还没有得救，那么这个人依旧是沉沦的，还在滑向死亡的大门。这样的人，理当首先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然而，这种劳力又超出了这群人的所思所想。这群人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工呢？”（28节）
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他们观念里的第二个偏差，就是要自己怎样“行”，并错谬的以为这是在“作神的工”。显然，这个偏差是受旧约律法的影响，高估了自己，以为人能守住律法。律法原本是善的、圣洁的、是属乎灵的，律法的总归要指向耶稣。真心渴慕律法的人，到头来会发现自己行不出律法的义，需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这群人的偏差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在遵行律法的过程中，一种与他人对比而表现出的自高心态。耶稣曾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自以为义恰是律法主义的典型特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一个比喻里，谈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法利赛人自以为不像别人那么坏，一周禁食两次，也遵行十一奉献；税吏呢，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胸呼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的评价是税吏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路18：9-14）
这群人依旧是律法的观念，不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29节）这句话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许多归向其它宗教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遵行种种戒律、积德行善，不断去作、作、作，就是不信耶稣，不信神所差来的，以为靠自己的行，将来能有一个很高的属天地位。但神的心意是让人来信靠耶稣，接受主耶稣替代性的救赎恩典。
三、个人经验主义的偏差
这群人知道祖宗在出埃及时代吃吗哪的故事，却不知道耶稣才是生命的真粮。他们的祖宗四十年不断看到神迹，还是不断抱怨、牢骚满腹，乃至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都不得进入迦南。这群找耶稣的人昨天刚刚看过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他们却还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30节）可见，倘若心存刚硬，就是看见了神迹还是不能信。
耶稣说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旷野中降下的吗哪赐给了一代人、一个民族，耶稣要把自己赐给天下所有信靠他的人。当这群人以物质主义观念听耶稣讲吃他肉、喝他血的话，难怪会议论、心里犯难、最终退去。他们只用肉眼看耶稣，对永生之事还没有任何感觉，他们私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42节）
从这些人的问话里，反映出他们的第三个偏差，就是以个人有限的经验和理性去判断耶稣的身份，是典型的个人经验主义。的确，他们知道耶稣的出身、家世，熟悉作为人的耶稣，这是他们过去的认识经验。然而，个人经验在带来生活认知的同时，却也容易被这个认识框架所束缚。当耶稣施行神迹，显出自己神性能力和权柄的时候，他们犹豫、困惑了。今天，个人经验主义依然是许多人接受耶稣的障碍，出于个人的理性经验，不相信《圣经》上的神迹。如果人稍稍谦卑一点，就会知道自己的有限，不理解、不明白的事还很多。
这群人终于无法突破自己的认识经验，受错谬的物质主义追求动机和传统的律法观念左右，面对耶稣接下来吃人子肉、喝人子血的讲论，如坠云雾之中，最后选择了退去，不再与主同行。
四、三个偏差的严重后果
物质主义、律法主义、个人经验主义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中心。物质主义牵引人心现实的追求，让人轻忽对生命终极归宿的关注；律法主义看重行为，要么是一面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要么踏上假冒为善、自高自义的靴子；个人经验主义常常成为一座顽固、刚硬的认知堡垒，是孕育无神信仰证词的源头。自我中心是罪人归信耶稣前的共同特征。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这三个偏差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否在他决志信主之时就自动消失了呢？或者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完全对这些有免疫力，丝毫不受影响呢？
教会历史、《圣经》与个人信仰经验都会给出否定答案。当越怀有人的自信时，偏差的负面影响可能就越大。具体来说也有三点：
第一，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由于动机不对，满足于吃饼得饱，实际上并没有寻找到那位赐永恒生命的耶稣。他们心目中的耶稣是自己幻化出的偶像，是随时为自己服务的保护神。这样的“基督徒”，虽然也去聚会，参加各种表面上的宗教活动，却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没有领受圣灵，没有重生。他们正是主耶稣所称的稗子之类。
神由于本性的怜悯和恩典，对一些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困境、患难施以援手，正如让饥饿的五千人吃饱一样。这些人倘若在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不去深入思想耶稣的作为、他的身份、到世间来的目的，那么他们的所谓“寻求耶稣”还停留在表面，是物质主义层面的。这样的动机要么找不到真正的耶稣，要么很快就会退去。一个教会如果这样的“基督徒”人多势众，表面上会很热闹，却不能算作基督的身体。
第二，那些尝过天恩、领受过神恩典的信徒，倘若不谨慎，受此偏差的影响，爱心会冷淡下去；在外部环境的压力、逼迫或诱惑下，容易跌倒；甚至生命停止成长，也不能结实，正如撒在荆棘里的种子一样。
在属灵生活中，一个受物质主义影响的信徒，自私自利的心思会戴上属灵的帽子。比如祷告只围绕自己转，不是祈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而是一味寻求现实的好处，少有代祷代求，轻忽自己的福音使命。奉献时的观念是期盼神回报更多，读经是为了显示《圣经》知识丰富或为博取学术荣誉。在律法主义影响下，祈求时的态度不是信心及对神恩典的仰赖，而是注重自己的“好行为”，认为自己曾向神如何发热心、如何付出、如何奉献，神应该满足我、应该成就我的愿望，这等于强求神按人的想法履行义务。神任何情况下不受人的胁迫！个人属灵经验可能成为进一步认识神的绊脚石，在品尝了一些神的恩典恩惠后，以固定的模式揣摩神将来的作为，等于以人有限的认知模式矮化了神的超然能力、权柄与奇妙。这些都是自己的心容易出偏差，却不易觉察的地方。《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保守心里面的动机、目的、追求和优先次序不出偏差，实在是信仰生活极其重要的方面。
第三，从事侍奉工作的弟兄姐妹，心出了偏差，人的办法会增多。从表面看，人来人往、忙东忙西也很热闹，却是人在作，没有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恩典。倘若带领同工的心不能单单归向神，缺乏圣洁和忠心，那么教会很容易退化成属人的组织，教会缺乏来自神的真正异象和圣灵的能力。神是看人心的神，倘若我们的动机、观念、态度不对，不是怀着一颗单纯仰望神的信心，“侍奉”本身并不能为神悦纳。摩西逞一时的血气之勇，打死埃及人，表面看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却不过是人的热情，那时的摩西并没有被神呼召。在今天的教会，侍奉的心是怎样的？是圣洁无暇还是私欲掺杂？是忍耐等候还是虚夸浮躁？是顺从还是违逆？这些问题是神家的工人该仔细默想的问题。
由于人的软弱和种种不足，偏差有时会扭曲纯正的教义。比如物质主义在教会里乔装改扮，穿上成功神学的外衣，很能受一些人的欢迎。在优先次序上迷惑神的儿女，引诱人从属天的异象转向今生今世的成功，稍一失去平衡，就陷入撒旦的迷惑中。律法主义走向另一种极端，会显出苦难神学的影子，以为靠自己的刻意受苦，不成家，不染“世俗”，就能靠苦行在神眼中有更高的地位。中世纪天主教的修道院在远离“世界”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也远离了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信仰，不在于我们的身在哪，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
倘若以有偏差的标准去判断属灵事务，更容易错上加错。奉献的钱多就更属灵吗？未必！主耶稣称赞穷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比众人都多，因为穷寡妇把自己养生的都投进去了，别人虽然奉献的绝对数量多，却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谁的爱心大呢？这里再次证明神是看人心的神，不看你的表面。祷告的多就为神所悦纳吗？未必！倘若整天所求所想不离物质的私欲、不管别人、不体贴神的心意，这与爱的要求又何等遥远呢？
一个有神恩赐和托付的人，不在自己的职分尽忠尽力，尽管他/她看起来做工的果效远大于别人，在神眼里依然有亏欠，要受神的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12:48）在世界上有权势、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一定有属灵的权柄吗？不见得。王明道，并没有任何属世的头衔、地位、文凭，却成为供应、造就千千万万基督徒的一代忠心仆人。倘若我们以人的眼光看一时一事，就轻下结论，恐怕容易陷入到谬误中去。属灵生命的轻重、位次不是人眼能排定的。只有神最清楚。我们的心归向神了吗？归向了多少？我们喜悦神的道路吗？
愿弟兄姐妹警醒，在属灵的华美外衣下，遮盖的可能依然是隐匿的丑陋“自我”。物质主义、律法主义和个人理性经验主义正如有害的核辐射一样，在悄无声息中就已经损害了一个人，杀伤一个人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里要有“盐”，不断有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心，再归向耶和华。与弟兄姐妹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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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偏差行為的處理模式
王千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前 言
Glasser認為人都有愛、樂趣、控制權、自由與生存的需求，人一切的行為皆源自於為滿足這些需求所採取的策略和抉擇。個人若能針對自己的需求，做合宜的抉擇以採取有效的行為策略（符合規範），不僅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可以成功的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提升自我價值、自信心，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之，當個人的抉擇不當，而採取不見容於社會規範的不負責任行為時，就產生所謂的「偏差行為」，此種偏差行為會導致人際關係的破裂，甚至衍生出心理問題，養成逃避責任的習慣。
學生在校的偏差行為亦是如此產生，學生在學校需要被愛，他們希望對自己的學習能有主控權，希望學習活動中充滿了樂趣，期待在學校裡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當學生的需求無法滿足時，他們便會採取行動，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愛、控制權、樂趣與自由。例如：學生想獲得教師的注意和關愛，甲生以努力讀書獲得高分博取教師的注意及關愛，而乙生則採取扮演小丑博取教師的注意。甲生的行為通常能為教師所接受，且因需求獲得滿足而有正增強作用；乙生的行為則常被列為偏差行為，造成教師的困擾，導致師生關係的緊張，教師視之為「班級經營問題」，乙生不僅需求無法獲得滿足，反而模糊了自己真正的需要，以為讓教師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最終的目標，而干擾教師教學活動的進行則是唯一的途徑，當教師對其行為不滿而有所懲處時，乙生則會認為一切都是教師造成的，自己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因此不必為其行為負責。
因此，Glasser認為班級經營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自律，養成為自己行為負責的習慣，幫助學生為滿足需求做最佳的選擇。當學生有偏差行為時，教師的責任不僅是終止學生的偏差行為，而且在於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需求，選擇有效的決策使需求獲得滿足，協助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針對不當的抉擇做必要的改變。因為學生需要愛，所以溫暖的師生關係，在處理學生偏差行為是絕對必要的，教師應對學生表示關懷及接納的態度，並且在相信學生有能力能夠解決其自身的問題前提下，教師將學生的問題責任權交還給學生，教師只是從旁協助學生選擇能滿足其需要的策略，以解決其問題。所以，Glasser建議教師採用下列步驟以處理學生偏差行為問題：學生確認自己的需要及目標（目的），學生確認自己的偏差行為，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讓學生擬定行為改變計畫，讓學生對計劃許下承諾，以示負責，徹底執行計劃，不接受任何理由，評估、修正直到問題解決。
偏差行為的處理原則
學生確認自己的需要及目標（目的）：Glasser（1965）認為人們常會拒絕面對現實，而嘗試在不存在的世界裡尋求需要的滿足，要解決此一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幫助當事者正視在現實世界裡自己的行為，以其所認定的個人需求，比較分析其個人的行為是否能滿足其需求。所以，教師處理學生偏差行為時，首先可以藉著詢問學生「『你想要什麼？』或『你需要什麼？』」等類似的問題，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真正需求。協助學生重新省思自己的目標（的）有助於學生自我判斷其抉擇（行為）的有效性（Froyen, 1993）。
學生確認自己的偏差行為：Glasser認為只有在當事者願意承認和面對自己的行為問題時，他們才會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才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大多數人在犯錯的時候總會想否認自己錯誤或為其行為找藉口以推卸責任，逃避承擔後果，此乃人之常情，因此當面對學生偏差行為時，千萬不要問「為什麼？」，而是強調行為本身，因為問學生「為什麼？」乃是給予學生找藉口推諉責任的機會，並且模糊了問題的焦點，下面師生的對話，即是一實際案例：
師：訓導處列印出曠課通知單顯示，上週六第四節理化課你蹺課了，做何解釋？
生：我去洗便當盒，很多人皆如此。
師：理化老師說你尚未下課便跑出去。
生：我慢慢走出去，準備吃營養午餐，許多人亦如此。
師：既有許多人如此做，為何理化老師獨登記你一人？想必你有過分之處，學生理當尊重老師，即或鐘響了，在老師未宣佈下課前，不可輕舉妄動，毫無忌憚的為所欲為。
該生一再強調很多人都有相同的行為，因此他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不當，更不必為該行為負責。為使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教師應強調學生的行為而不是要學生說明理由，因此教師可以藉著詢問類似：「你做了什麼事？」讓學生自己描述自己的行為，幫助其正視自己的行為，使之無所遁形。就上述的例子，教師應幫助學生正視其理化課曠課的行為，而不是他去洗便當盒等行為，更與其他學生的行為無關。
如果學生不肯承認自己的行為而以沈默或「我不知道！」回應教師「你做了什麼事？」的詢問，教師可以藉由「客觀的描述」的溝通技巧，描述教師觀察到或知道的學生行為和情境，然而在描述的過程中應強調「現在」的行為，千萬不要涉及學生過去的偏差行為，沒有人需要或喜歡別人論及其個人曾經犯過的錯或糗事，翻舊帳揭瘡疤只會使當事者陷入窘境，造成情緒上的反彈或自我防衛，容易陷入人身攻擊的陷阱，對於幫助學生承認自己的偏差行為毫無助益，更無法使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而會形成負面的比馬龍效應。
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Glasser認為學生在校的一切行為無異於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需求而採取的策略，因此教師必須協助學生藉由審視其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思考所採取的行為（策略）是否真能幫助他達到其個人的目標，滿足其需求。教師可以詢問學生：「你如此做是否違反規定？」、「你這樣做，對你自己有何助益？」、「你所做的能滿足你的需求嗎？」、「你如此做，對別人有什麼影響？能幫助別人麼？」等問題，協助學生進行價值澄清，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行為的確是「損人不利己」或「損人損己」。在討論的過程中，應強調學生的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是他自己必須承擔。
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是改變其行為的重要關鍵，然而並非每個學生都願意替自己的行為做評鑑，甚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當面對此類學生時，教師利用「我訊息」的溝通技巧，陳述教師自己對學生行為結果的看法，教師不做任何的價值判斷，只是幫助學生從另一個角度瞭解整個行為並審查行為結果。
讓學生擬定行為改變計畫：Glasser認為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他人的行為，只能改變自己的行為，只有我們自己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因此當學生經由價值澄清的過程體認自己的行為的確造成問題，而意圖改變自己行為時，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機會，擬定解決問題行為的策略與計劃。在擬定計劃時，應注意計劃的明確性，清楚的陳述問題行為、改善的策略、評估的標準，此外，更必須明確地指出若未照計劃執行，可能產生的後果。計劃的擬定不僅僅是中止偏差行為，更重要的是要幫助學生學習做最佳的選擇，學習做「自己的主人」及「智慧的決策者」，因此，在擬定計劃的過程中，教師不應告訴學生解決方案，而是以詢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可行而有效的解決之道，對於學生所提出的每一個策略，教師更應引導學生思考「每一個策略所導致的結果為何？各有何利弊？是否能獲得較好的結果，滿足其需求？」
此種由學生自己擬定行為改變計劃的活動，可以滿足學生對「控制權」的需求，在討論過程中，教師僅僅只是輔助的角色，而不是命令者；教師嘗試幫助學生思考、預測每一個策略所導致的結果和利弊得失，共同尋求可以滿足學生需求的替代方案，充分顯露教師對學生的愛，學生對愛的需求也因此獲得滿足。
讓學生對計劃許下承諾，以示負責：學生對自己的行為改變計劃感到滿意之後，教師應再次詢問學生：「你認為這個計劃可行嗎？」當學生確定該計劃的確可行，教師應讓學生在計劃書上簽名，以示同意和負責。
徹底執行計劃，不接受任何理由：藍圖既已完成，緊接著就是照章行事，學生必須按計劃身體力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必須自我評量，教師可以請學生以寫札記的方式，記錄自己行為改變的成長歷程。計劃執行過程中，學生若有未照計劃約定行事的行為，教師不應接受學生的任何理由，而必須要求學生依計劃所述，自己承擔後果。
評估、修正直到問題解決：若學生一再違反計劃的約定，教師必須請學生再次思考其原因，修正計劃或重新擬定計劃，此時教師絕不可以批評學生，或指責其言而無信，教師應把重點擺在問題解決，教師也不可以心灰意冷，而要堅持到底，直到問題解決，因為有些學生會故意違反約定，讓教師陷入放棄的陷阱中，以規避責任。
結 語
Glasser處理學生偏差行為的方式，仍然本著「學生需要愛與控制權」的基本主張，強調培養學生的自律行為和責任感，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及「智慧的決策者」，而不僅是終止偏差行為而已。然而，此種一對一的個別輔導處理過程相當耗時，教師們可能會質疑，若學生的偏差行為是發生在教學過程中，怎麼辦？難道要教師放下其他的學生，進行這種一對一輔導嗎？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根本不可行。其實，若教師能善用隔離的技巧，問題自然可以克服。
若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發生嚴重的偏差行為，阻礙教學活動的進行，一般教師最常用的技巧就是隔離行為問題者─讓學生在教室後面或辦公室罰站，在這段時間，有偏差行為的學生往往無所事事，虛度光陰，若該生本就無意上課，此種隔離策略，正合其心意，對於改變其行為毫無助益，從行為改變技術的觀點而論，反而有增強其偏差行為的作用。因此，與其單純的隔離行為偏差的學生，不如將這段隔離的時間作為學生自我反省及擬定行為改變計劃的時間（Edwards, 1993），教師可將Glasser的處理流程以問題方式製作成書面的表格，當學生有偏差行為時，則請學生在辦公室或安靜的地點完成該表格，教師在利用課餘的時間與學生討論，一樣可以達到問題解決的目標。所以，Glasser的處理步驟，雖然需要較長的時間，且偏重各別輔導，但只要教師在方式上巧妙的稍加變化，仍可在沈重的教學負擔下，順利進行；Glasser的方法不僅是「治標」──解決學生的偏差行為，更是「治本」之道─幫助學生成為能為自己負責的人。
參考書目
Edwards, C.H.(1993). Reality Therapy/Control Theory: William Glasser. Classroom Discipline and Management. New York:Macmillan.
Froyen, L.A.(1993). Covenant Management. Classroom Management:The Reflective Teacher-Leader;. New York: Macmillan.
Glasser, W.(1965).Reality Therapy.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帶好每個孩子 每個孩子都是寶 帶好他們成就高
帶好每個孩子，是我們的責任：絕不可放棄任何一個孩子，要把每個學生帶上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前 言
Glasser認為人都有愛、樂趣、控制權、自由與生存的需求，人一切的行為皆源自於為滿足這些需求所採取的策略和抉擇。個人若能針對自己的需求，做合宜的抉擇以採取有效的行為策略（符合規範），不僅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可以成功的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提升自我價值、自信心，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之，當個人的抉擇不當，而採取不見容於社會規範的不負責任行為時，就產生所謂的「偏差行為」，此種偏差行為會導致人際關係的破裂，甚至衍生出心理問題，養成逃避責任的習慣。
學生在校的偏差行為亦是如此產生，學生在學校需要被愛，他們希望對自己的學習能有主控權，希望學習活動中充滿了樂趣，期待在學校裡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當學生的需求無法滿足時，他們便會採取行動，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愛、控制權、樂趣與自由。例如：學生想獲得教師的注意和關愛，甲生以努力讀書獲得高分博取教師的注意及關愛，而乙生則採取扮演小丑博取教師的注意。甲生的行為通常能為教師所接受，且因需求獲得滿足而有正增強作用；乙生的行為則常被列為偏差行為，造成教師的困擾，導致師生關係的緊張，教師視之為「班級經營問題」，乙生不僅需求無法獲得滿足，反而模糊了自己真正的需要，以為讓教師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最終的目標，而干擾教師教學活動的進行則是唯一的途徑，當教師對其行為不滿而有所懲處時，乙生則會認為一切都是教師造成的，自己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因此不必為其行為負責。
因此，Glasser認為班級經營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自律，養成為自己行為負責的習慣，幫助學生為滿足需求做最佳的選擇。當學生有偏差行為時，教師的責任不僅是終止學生的偏差行為，而且在於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需求，選擇有效的決策使需求獲得滿足，協助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針對不當的抉擇做必要的改變。因為學生需要愛，所以溫暖的師生關係，在處理學生偏差行為是絕對必要的，教師應對學生表示關懷及接納的態度，並且在相信學生有能力能夠解決其自身的問題前提下，教師將學生的問題責任權交還給學生，教師只是從旁協助學生選擇能滿足其需要的策略，以解決其問題。所以，Glasser建議教師採用下列步驟以處理學生偏差行為問題：學生確認自己的需要及目標（目的），學生確認自己的偏差行為，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讓學生擬定行為改變計畫，讓學生對計劃許下承諾，以示負責，徹底執行計劃，不接受任何理由，評估、修正直到問題解決。
偏差行為的處理原則
學生確認自己的需要及目標（目的）：Glasser（1965）認為人們常會拒絕面對現實，而嘗試在不存在的世界裡尋求需要的滿足，要解決此一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幫助當事者正視在現實世界裡自己的行為，以其所認定的個人需求，比較分析其個人的行為是否能滿足其需求。所以，教師處理學生偏差行為時，首先可以藉著詢問學生「『你想要什麼？』或『你需要什麼？』」等類似的問題，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真正需求。協助學生重新省思自己的目標（的）有助於學生自我判斷其抉擇（行為）的有效性（Froyen, 1993）。
學生確認自己的偏差行為：Glasser認為只有在當事者願意承認和面對自己的行為問題時，他們才會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才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大多數人在犯錯的時候總會想否認自己錯誤或為其行為找藉口以推卸責任，逃避承擔後果，此乃人之常情，因此當面對學生偏差行為時，千萬不要問「為什麼？」，而是強調行為本身，因為問學生「為什麼？」乃是給予學生找藉口推諉責任的機會，並且模糊了問題的焦點，下面師生的對話，即是一實際案例：
師：訓導處列印出曠課通知單顯示，上週六第四節理化課你蹺課了，做何解釋？
生：我去洗便當盒，很多人皆如此。
師：理化老師說你尚未下課便跑出去。
生：我慢慢走出去，準備吃營養午餐，許多人亦如此。
師：既有許多人如此做，為何理化老師獨登記你一人？想必你有過分之處，學生理當尊重老師，即或鐘響了，在老師未宣佈下課前，不可輕舉妄動，毫無忌憚的為所欲為。
該生一再強調很多人都有相同的行為，因此他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不當，更不必為該行為負責。為使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教師應強調學生的行為而不是要學生說明理由，因此教師可以藉著詢問類似：「你做了什麼事？」讓學生自己描述自己的行為，幫助其正視自己的行為，使之無所遁形。就上述的例子，教師應幫助學生正視其理化課曠課的行為，而不是他去洗便當盒等行為，更與其他學生的行為無關。
如果學生不肯承認自己的行為而以沈默或「我不知道！」回應教師「你做了什麼事？」的詢問，教師可以藉由「客觀的描述」的溝通技巧，描述教師觀察到或知道的學生行為和情境，然而在描述的過程中應強調「現在」的行為，千萬不要涉及學生過去的偏差行為，沒有人需要或喜歡別人論及其個人曾經犯過的錯或糗事，翻舊帳揭瘡疤只會使當事者陷入窘境，造成情緒上的反彈或自我防衛，容易陷入人身攻擊的陷阱，對於幫助學生承認自己的偏差行為毫無助益，更無法使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而會形成負面的比馬龍效應。
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Glasser認為學生在校的一切行為無異於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需求而採取的策略，因此教師必須協助學生藉由審視其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思考所採取的行為（策略）是否真能幫助他達到其個人的目標，滿足其需求。教師可以詢問學生：「你如此做是否違反規定？」、「你這樣做，對你自己有何助益？」、「你所做的能滿足你的需求嗎？」、「你如此做，對別人有什麼影響？能幫助別人麼？」等問題，協助學生進行價值澄清，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行為的確是「損人不利己」或「損人損己」。在討論的過程中，應強調學生的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是他自己必須承擔。
讓學生為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是改變其行為的重要關鍵，然而並非每個學生都願意替自己的行為做評鑑，甚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當面對此類學生時，教師利用「我訊息」的溝通技巧，陳述教師自己對學生行為結果的看法，教師不做任何的價值判斷，只是幫助學生從另一個角度瞭解整個行為並審查行為結果。
讓學生擬定行為改變計畫：Glasser認為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他人的行為，只能改變自己的行為，只有我們自己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因此當學生經由價值澄清的過程體認自己的行為的確造成問題，而意圖改變自己行為時，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機會，擬定解決問題行為的策略與計劃。在擬定計劃時，應注意計劃的明確性，清楚的陳述問題行為、改善的策略、評估的標準，此外，更必須明確地指出若未照計劃執行，可能產生的後果。計劃的擬定不僅僅是中止偏差行為，更重要的是要幫助學生學習做最佳的選擇，學習做「自己的主人」及「智慧的決策者」，因此，在擬定計劃的過程中，教師不應告訴學生解決方案，而是以詢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可行而有效的解決之道，對於學生所提出的每一個策略，教師更應引導學生思考「每一個策略所導致的結果為何？各有何利弊？是否能獲得較好的結果，滿足其需求？」
此種由學生自己擬定行為改變計劃的活動，可以滿足學生對「控制權」的需求，在討論過程中，教師僅僅只是輔助的角色，而不是命令者；教師嘗試幫助學生思考、預測每一個策略所導致的結果和利弊得失，共同尋求可以滿足學生需求的替代方案，充分顯露教師對學生的愛，學生對愛的需求也因此獲得滿足。
讓學生對計劃許下承諾，以示負責：學生對自己的行為改變計劃感到滿意之後，教師應再次詢問學生：「你認為這個計劃可行嗎？」當學生確定該計劃的確可行，教師應讓學生在計劃書上簽名，以示同意和負責。
徹底執行計劃，不接受任何理由：藍圖既已完成，緊接著就是照章行事，學生必須按計劃身體力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必須自我評量，教師可以請學生以寫札記的方式，記錄自己行為改變的成長歷程。計劃執行過程中，學生若有未照計劃約定行事的行為，教師不應接受學生的任何理由，而必須要求學生依計劃所述，自己承擔後果。
評估、修正直到問題解決：若學生一再違反計劃的約定，教師必須請學生再次思考其原因，修正計劃或重新擬定計劃，此時教師絕不可以批評學生，或指責其言而無信，教師應把重點擺在問題解決，教師也不可以心灰意冷，而要堅持到底，直到問題解決，因為有些學生會故意違反約定，讓教師陷入放棄的陷阱中，以規避責任。
結 語
Glasser處理學生偏差行為的方式，仍然本著「學生需要愛與控制權」的基本主張，強調培養學生的自律行為和責任感，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及「智慧的決策者」，而不僅是終止偏差行為而已。然而，此種一對一的個別輔導處理過程相當耗時，教師們可能會質疑，若學生的偏差行為是發生在教學過程中，怎麼辦？難道要教師放下其他的學生，進行這種一對一輔導嗎？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根本不可行。其實，若教師能善用隔離的技巧，問題自然可以克服。
若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發生嚴重的偏差行為，阻礙教學活動的進行，一般教師最常用的技巧就是隔離行為問題者─讓學生在教室後面或辦公室罰站，在這段時間，有偏差行為的學生往往無所事事，虛度光陰，若該生本就無意上課，此種隔離策略，正合其心意，對於改變其行為毫無助益，從行為改變技術的觀點而論，反而有增強其偏差行為的作用。因此，與其單純的隔離行為偏差的學生，不如將這段隔離的時間作為學生自我反省及擬定行為改變計劃的時間（Edwards, 1993），教師可將Glasser的處理流程以問題方式製作成書面的表格，當學生有偏差行為時，則請學生在辦公室或安靜的地點完成該表格，教師在利用課餘的時間與學生討論，一樣可以達到問題解決的目標。所以，Glasser的處理步驟，雖然需要較長的時間，且偏重各別輔導，但只要教師在方式上巧妙的稍加變化，仍可在沈重的教學負擔下，順利進行；Glasser的方法不僅是「治標」──解決學生的偏差行為，更是「治本」之道─幫助學生成為能為自己負責的人。
參考書目
Edwards, C.H.(1993). Reality Therapy/Control Theory: William Glasser. Classroom Discipline and Management. New York:Macmillan.
Froyen, L.A.(1993). Covenant Management. Classroom Management:The Reflective Teacher-Leader;. New York: Macmillan.
Glasser, W.(1965).Reality Therapy.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帶好每個孩子 每個孩子都是寶 帶好他們成就高
帶好每個孩子，是我們的責任：絕不可放棄任何一個孩子，要把每個學生帶上來。
親子關係、父母教養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之探討
何委娥 1
周玉敏 2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的架構以了解親子關係互動因素及父母對子女教養對青
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年所搜集之台
灣地區 90 學年度國中一年級學生問卷，樣本共計有 13,978 人，因本研究中強調父母對
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探討，所以分析樣本排除了未與父母同住、繼親、單親及與祖
父母同住之折衷家庭，僅以核心家庭為分析單位，因此分析樣本有 8,427 人(男生 4,199
人，女生 4,228 人)。
研究統計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發現：(一)親子關係互動因
素、父母教養方式及青少年偏差行為皆有性別差異；(二) 父母有無偏差行為在親子互
動因素及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差異，且父母有偏差之青少年比父母沒有偏差的青少
年，其偏差行為較多；(三)居住地區的城鄉在親子關係互動因素、父母嚴格教養具有差
異，即與母親及父親的衝突、母親投入與關心程度及父親、母親管教的因素上，結果
發現皆有城鄉差異；(四)不論男女，青少年偏差行為部份受到親子關係因素及父母教養
所影響。從偏差總分及分項分析來看，就男生模型方面，父或母有偏差行為這一個因
素皆達顯著，即父或母有偏差青少年偏差行為愈多，社會學習的觀點在本研究中得到
支持，又父母親對青少年的偏差影響因素是不同的，父親對青少年偏差之重要影響因
素是其與子女之衝突情形，而母親則是關心情形。而就女生模型而言，父或母有偏差
這一個因素，只影響了考試作弊、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及偏差行為總分，不像在男生
模型中為重要之影響因素，而與父親的衝突卻是女生模型中重要的因素，不論在偏差
分項或總分上皆達顯著，即與父親衝突多則青少年偏差行為就多，和男生模型一樣，
母親對女生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亦是投入與關心的程度，但只有在「抽煙、喝酒或
吃檳榔」這一個項目得到顯著；(五)父母教養因素的嚴格管教在本研究中對青少年偏差
的影響不如預期；只有在女生「抽煙、喝酒或吃檳榔」、「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項目
上及男生「逃家」這一項目達到顯著。
關鍵字：親子關係、父母教養、青少年偏差行為
http://www.thea.org.tw/files/41-6.pdf
周玉敏 2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的架構以了解親子關係互動因素及父母對子女教養對青
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年所搜集之台
灣地區 90 學年度國中一年級學生問卷，樣本共計有 13,978 人，因本研究中強調父母對
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探討，所以分析樣本排除了未與父母同住、繼親、單親及與祖
父母同住之折衷家庭，僅以核心家庭為分析單位，因此分析樣本有 8,427 人(男生 4,199
人，女生 4,228 人)。
研究統計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發現：(一)親子關係互動因
素、父母教養方式及青少年偏差行為皆有性別差異；(二) 父母有無偏差行為在親子互
動因素及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差異，且父母有偏差之青少年比父母沒有偏差的青少
年，其偏差行為較多；(三)居住地區的城鄉在親子關係互動因素、父母嚴格教養具有差
異，即與母親及父親的衝突、母親投入與關心程度及父親、母親管教的因素上，結果
發現皆有城鄉差異；(四)不論男女，青少年偏差行為部份受到親子關係因素及父母教養
所影響。從偏差總分及分項分析來看，就男生模型方面，父或母有偏差行為這一個因
素皆達顯著，即父或母有偏差青少年偏差行為愈多，社會學習的觀點在本研究中得到
支持，又父母親對青少年的偏差影響因素是不同的，父親對青少年偏差之重要影響因
素是其與子女之衝突情形，而母親則是關心情形。而就女生模型而言，父或母有偏差
這一個因素，只影響了考試作弊、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及偏差行為總分，不像在男生
模型中為重要之影響因素，而與父親的衝突卻是女生模型中重要的因素，不論在偏差
分項或總分上皆達顯著，即與父親衝突多則青少年偏差行為就多，和男生模型一樣，
母親對女生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亦是投入與關心的程度，但只有在「抽煙、喝酒或
吃檳榔」這一個項目得到顯著；(五)父母教養因素的嚴格管教在本研究中對青少年偏差
的影響不如預期；只有在女生「抽煙、喝酒或吃檳榔」、「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項目
上及男生「逃家」這一項目達到顯著。
關鍵字：親子關係、父母教養、青少年偏差行為
http://www.thea.org.tw/files/41-6.pdf
西方对中国人权认知的偏差及其原因
作者：董云虎 发布时间：2011/02/11 来源：《人权》
字体：（ 大 中 小 ) 关闭窗口
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与中国的实际 情况和中国民众的看法大相径庭，对中国人权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始终颇有微词，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人权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其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西方人习惯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来看问题，习惯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人权观来看待中国，习惯于把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看成是人权的化身，而把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看成是侵犯人权的表现，因而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先入为主地想象成违反人权的国家。应该承认，中西方对人权和实现人权的看法存在明显不同。西方认为人权只是个人权利，而中国则认为还应包括国家独立权、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集体权利;西方强调人权就是公民、政治权利，而中国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分割;西方认为只有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才符合尊重人权的标准，而中国认为，实行人权的道路和模式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各国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才能切实使人权事业取得可持续的进展。中国之所以秉持不同于西方的人权观和人权模式，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的。首先，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西方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人权力，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人的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对他人的依存，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的相互联系;其次，中西方在近代革命中面对的人权问题不同，决定了中国必须争取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并举的独特道路;再次，中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着不同的课题，决定了生存权、发展权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决定了在中国，公民、政治权利必须与生存权、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互相适应、协调发展、稳步推进。
字体：（ 大 中 小 ) 关闭窗口
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与中国的实际 情况和中国民众的看法大相径庭，对中国人权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始终颇有微词，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人权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其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西方人习惯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来看问题，习惯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人权观来看待中国，习惯于把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看成是人权的化身，而把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看成是侵犯人权的表现，因而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先入为主地想象成违反人权的国家。应该承认，中西方对人权和实现人权的看法存在明显不同。西方认为人权只是个人权利，而中国则认为还应包括国家独立权、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集体权利;西方强调人权就是公民、政治权利，而中国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分割;西方认为只有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才符合尊重人权的标准，而中国认为，实行人权的道路和模式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各国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才能切实使人权事业取得可持续的进展。中国之所以秉持不同于西方的人权观和人权模式，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的。首先，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西方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人权力，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人的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对他人的依存，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的相互联系;其次，中西方在近代革命中面对的人权问题不同，决定了中国必须争取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并举的独特道路;再次，中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着不同的课题，决定了生存权、发展权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决定了在中国，公民、政治权利必须与生存权、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互相适应、协调发展、稳步推进。
上海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研究
title:
上海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研究—以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为例 = A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ractive proces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in Shanghai: taking the juveniles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s as an example
Authors:
Fei, Meiping (费梅苹)
Subject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Juvenile delinquents -- China -- Shanghai -- Case studies
Issue Date:
2009
Publisher: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上海市某区 22 名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偏差历程的深入访谈，归纳出“次生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发现了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游离”、“自衍”和“多元衍化”阶段性特 征，并从青少年自身的视角，剖析了其偏差和边缘化的内外部成因。本文认为，偏差青少年的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是一个次生社会化的过程，偏差或犯罪只是青少年次生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是青少年与其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从微观层面分析，“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是其次生社会化的互动机制；“寻求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是青少年次生社会化的行为逻辑。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快速转型导致的社会秩序不确定性，文化、价值观等的多元演化，是影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生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多元文化与价值观、以升学率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在偏差青少年社会化的初期扮演“推”的角色；升学与就业制度的歧视性又在偏差青少年准备结束偏差历程和重返主流社会的转折期起到了“堵”的作用。这一推与一堵，既直接催化了青少年的边缘化过程，又阻碍了其回归主流社会的途径。当偏差青少年被主流社会分流或排斥后，常常会在以同伴圈形式出现的次生社会环境中继续着自身社会化的完成过程，其行为特征一般表现为叛逆、反社会秩序等次生性特点。但次生社会化的过程很不稳定，它使得偏差青少年在寻找自我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显得复杂而艰辛。本文还依据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研究结果，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及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基本设想和实施建议。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s an approach,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2 juveniles currently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s, this research induces a core concept of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 interactive marginalization process: departure from conventional routine, self-development towards devi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ause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viewees.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social interactive process of marginalization is a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which the deviant behaviors or crimes are just an outcome,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uvenile and his social environment. To analyze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mechanism of such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s mutual symbol and coordinated action; seek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is the logic behind the behaviors. To analyze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unstable social orders and the divers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valu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economy influence largely on the behaviors during the growth of the juvenil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izati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and values, and the score-oriented educational system plays the role of a "pusher"; in the later stages when the juvenile tries to end his deviation and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he social bias he faces in school and in his career plays the role of a "blocker".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juvenile is pushed into his marginalization, and blocked from returning to a normal social status. When the juvenile delinquent becomes an outsider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e usually continues his socialization in a secondary society which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a friends circle. During this process he often displays secondar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eing rebellious, acting against social order, and etc.. However, such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s very unstable, which makes the proces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cognition complex and difficult for the juvenile delinqu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thesis also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the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Degree:
Ph.D., Dep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9
Description:
xii, 281 p. : ill., charts ; 30 cm.
PolyU Library Call No.: [THS] LG51 .H577P APSS 2009 Fei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Type:
Thesis
URI:
http://hdl.handle.net/10397/3246
Appears in Collections:
APSS Theses
PolyU Electronic Theses
上海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研究—以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为例 = A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ractive proces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in Shanghai: taking the juveniles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s as an example
Authors:
Fei, Meiping (费梅苹)
Subject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Juvenile delinquents -- China -- Shanghai -- Case studies
Issue Date:
2009
Publisher: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上海市某区 22 名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偏差历程的深入访谈，归纳出“次生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发现了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游离”、“自衍”和“多元衍化”阶段性特 征，并从青少年自身的视角，剖析了其偏差和边缘化的内外部成因。本文认为，偏差青少年的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是一个次生社会化的过程，偏差或犯罪只是青少年次生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是青少年与其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从微观层面分析，“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是其次生社会化的互动机制；“寻求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是青少年次生社会化的行为逻辑。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快速转型导致的社会秩序不确定性，文化、价值观等的多元演化，是影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生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多元文化与价值观、以升学率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在偏差青少年社会化的初期扮演“推”的角色；升学与就业制度的歧视性又在偏差青少年准备结束偏差历程和重返主流社会的转折期起到了“堵”的作用。这一推与一堵，既直接催化了青少年的边缘化过程，又阻碍了其回归主流社会的途径。当偏差青少年被主流社会分流或排斥后，常常会在以同伴圈形式出现的次生社会环境中继续着自身社会化的完成过程，其行为特征一般表现为叛逆、反社会秩序等次生性特点。但次生社会化的过程很不稳定，它使得偏差青少年在寻找自我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显得复杂而艰辛。本文还依据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研究结果，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及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基本设想和实施建议。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s an approach,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2 juveniles currently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s, this research induces a core concept of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 interactive marginalization process: departure from conventional routine, self-development towards devi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ause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viewees.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social interactive process of marginalization is a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which the deviant behaviors or crimes are just an outcome,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uvenile and his social environment. To analyze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mechanism of such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s mutual symbol and coordinated action; seek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is the logic behind the behaviors. To analyze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unstable social orders and the divers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valu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economy influence largely on the behaviors during the growth of the juvenil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juvenile delinquent's socializati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and values, and the score-oriented educational system plays the role of a "pusher"; in the later stages when the juvenile tries to end his deviation and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he social bias he faces in school and in his career plays the role of a "blocker".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juvenile is pushed into his marginalization, and blocked from returning to a normal social status. When the juvenile delinquent becomes an outsider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e usually continues his socialization in a secondary society which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a friends circle. During this process he often displays secondar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eing rebellious, acting against social order, and etc.. However, such secondary socialization is very unstable, which makes the proces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cognition complex and difficult for the juvenile delinqu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thesis also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the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Degree:
Ph.D., Dep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9
Description:
xii, 281 p. : ill., charts ; 30 cm.
PolyU Library Call No.: [THS] LG51 .H577P APSS 2009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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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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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dl.handle.net/10397/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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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领导干部六大“观念偏差”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赵树凯
从国际经验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很强，作用尤为重要。由此可见，中国发展成就中，政府官员的贡献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系统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政府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有体制机制问题，也有观念理念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势之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党政官员群体中的观念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偏差之一：以为群众的思想可以统一，追求所谓“统一思想”
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在有些官员的讲话中，自觉不自觉地预设一种前提，就是：群众的思想观念可以统一，应该统一。动辄要求大家把思想统一到什么什么上来。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一种美丽的幻觉。历史地看，任何社会中，思想的统一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若论思想控制，“文革”期间可谓严密，所有媒体都是一个声音，但是公众的思想依然无法统一。也许，对于舆论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出现舆论一律的状态，表面上是一呼百应的现象。这种强制下的万马齐鸣，是另一种形式的万马齐喑。这显然并不是思想的统一或者认识的一致。现实地看，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谓思想统一更不可能做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处于体制深刻变化、利益结构错综复杂的转折时期，利益多元，必然导致思想多元;即便利益不多元，思想认识也不可能一致。这是基本的社会现实。
正视思想多元的现实，尊重思想多元的现实，并为这种思想多元探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避免因为企图打压这种思想多元而制造更多的社会冲突，是政府的重要使命。“文革”期间，已经为打压异己思维、控制言论思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殷鉴不远，今天仍要警惕。从根本上，政府工作的真正立足点，应该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公众的思想表达和利益追求，促进利益整合和思想繁荣。不论多么美好的理论，多么正确的思想，都无法实现公众的思想统一。协调公众纷纭多变的思想观点、协调公众复杂多变的利益追求，根本途径不能依靠统一思想，而只能靠制度建设。
偏差之二：以为官员队伍的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过度强调“教育”的作用
在反腐败问题上，各级领导都强调从源头上抓起，强调从体制、机制建设上防治腐败。但是，如果考察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可以发现，还是更多地在品行改进、道德说教上下功夫。每每讨论问题的根源，总是围绕人生观、价值观上做文章，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上找出路，因为这种思路已经成为定势。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学习活动、教育活动连绵不断，此起彼伏。虽然声势可观，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评估，但是实际作用乏善可陈。有的地方总结得很好听，说是“干部经常受教育，群众经常得实惠”，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教育培训活动，反复搞来搞去，讲得没有新意，听得没有兴致，往往只是整出来一些新说法、新概念，玩弄辞藻而已。
改善政府治理，应该说教化培训并非紧要问题。如果总结现代政府管理的国际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高效、官员廉政是通过教育培训得以实现的。官员的思想道德教化，或者更宽泛地说官员本身的能力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运行，但是，决定政府运行绩效和官员表现的根本，当是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政府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更多的措施还是开会动员、集中学习、培训轮训，翻来覆去讲空洞的道理、宏大的目标，讲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试图以教化代替制度创新，对于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政府绩效提升和影响改善，必须走出以思想教育代替体制改革的怪圈。
偏差之三：将群众不信任政府的问题归罪于媒体，不适当地强调正面宣传
时下，可以说政府信任度不高，官员形象不好，但是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一些官员，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媒体的负面报道，指责媒体败坏了官员的形象，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求媒体多表扬赞美官员和政府。这种想法是很是有问题的。从媒体传播规律来说，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即“坏消息就是好新闻”。因此，媒体天然地更关注官员的负面行为和政府中的不良表现，西方把媒体的这个特点称为“扒粪”。从表面上，这种“扒粪”确实有伤官员形象。媒体对于政府来说，其关系可谓“如影随形”。官员形象不好，根子在官员。官员如果想避免负面报道，最重要的是避免负面行为。一个健康的政府体制，不能依靠媒体的廉价赞美来维持信任，而应该经得起媒体、公众的监督，甚至挑剔。靠控制媒体来营造的政府良好形象是虚妄的。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致可从两个角度看，如果集中在官员本人作风、能力方面，可以归为社会信任;如果集中于政府规则制度方面，则属于政治信任。一般来说，如果在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高层上访，基本上可以说群众对于这个政府体系还是有信任的，或者说政治信任还没有动摇。问题在于，如果上访者到了最高层，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甚至结果更糟糕，那可能就要引起对于整个政府制度的信任。政治信任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在体制外寻找解决渠道，到那个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可以说问题就被政治化了。因此，巩固确立群众的信任，需要在增强制度的信任上下功夫。不论是中国改革自身的经验，还是国际经验，都说明，监督基层政府应该主要依靠民众。这就需要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有效有力的公共参与。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实现依靠民众来约束问责基层官员，而不是依靠上级官员把权力收走，依靠上级官员来检查考核。公众参与监督政府的过程中，媒体是最重要最有力的渠道。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能走到媒体和公众充分监督政府的境界，则断无成功可言。现在媒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批评，还很不够，还应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自由。
偏差之四：将诸多问题都归罪于基层干部，不适当地指责基层干部
当前基层治理中乱象较多，如果要探究原因，当然有基层干部群体本身的问题。因此，高层对于基层官员有种种不满，民众对基层干部有诸多抱怨，实属正常。但是，也要看到，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造成问题的原因都在基层;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在基层。有关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信任高层政府，而不信任基层政府，有俗语如“中央是亲人，县乡是仇人”、“中央的经很好，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等等。这种现象与欧美恰恰相反，那里是民众更信任基层政府。至于原因，西方学者的解释是，因为基层政府距离民众更近，民众能看到、感受到基层政府在做事，所以信任高;而高层政府，民众往往不知道他们为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对高层的信任就低。也就是说，在中国，基层官员得到的信任低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本来可以得到高信任的。
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官员面前很无奈，有种种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民众无法监督政府官员，这是政府体制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归结为基层官员的个人品行或者能力，解决问题要高层承担责任。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顶层设计”问题。在现行体制下，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责任大，权力小，能力弱。虽然在政权体系中乡镇是五级政权中的一级，但严格地说，乡镇从来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甚至没有独立财政，其服务能力下降、管理能力萎缩是很正常的事情。县级政府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承受的问责压力很大，但是权力空间相当狭小，若干重要管理部门被垂直管理，管理权力被上级分割，管理能力力不从心。问题出在制度安排上，上层负有更大责任，一味指责基层官员“不得力”、“不顶事”是不公允的。
偏差之五：过于相信“高压式”问责，靠一票否决等手段来解决问题
现在，“问责”的说法很时兴，但是问责被操作为不分青红皂白的问罪和处分，到处挥舞一票否决的大棒。问责应该是一个权力、责任、监督评价等要素良性协同运作的工作过程，不是简单地出了问题就处罚。问责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体制基础上，首先要建立权责合理、运行有效的权力配置体制。既要界定好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权责，还要界定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权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权责体系严重扭曲和倾斜：在政府内部，权力向上级政府过度集中，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向政府过度集中。这种集中的结果，是上级无法真正监督制约好基层政府，民众也无法有效地监督基层政府。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上级对基层只规定硬任务，只是强调出了问题就处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激化基层政府与上层领导的矛盾。
现在的基层矛盾发生呈现多元化、多类型的特点，许多问题不在基层政府权责范围之内。比如，一个退伍军人因为在部队受到处分而赴京上访，一个农民因为在城市治病引起上访，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交通事故而上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乡镇甚至县(市)政府既不了解也无权处理的，但上级却把这些上访的处理责任都推诿给基层政府。这样的上级问责显然无法令基层信服。对基层来说，这实际上是上级领导的“野蛮问责”。当然，在任何政府体系内部，都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问责，也要有自下而上的问责，但是，根本的问责方向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的问责。现在的政府问责体系显然有些本末倒置。
偏差之六：认为中国农民素质低，不能实行基层自治
实行基层自治需要群众具有多高的素质，难以说清。现在很多基层干部依然强调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搞自治。两百多年前美国就实行了基层自治，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在乡镇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的民众素质，总不能说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印度的经验也同样说明问题。当然可以解释说国情不同，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无论国情怎样不同，民众需要更多的政治参与，政府需要更多地对民众负责，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近30年来，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提升，用一些官员的话说：“现在的农民太难领导了”、“太不听话了”，这本身就是实行自治的良好基础。
有官员说，村民自治搞了这么多年，农村问题依然很多，说明自治不可行，有的甚至说村民自治搞乱了农村。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村民自治能解决的只是一部分问题，也就是说，不论村民自治搞得多么好，有一些问题不是村民自治本身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本来可以解决更多问题，但因为推进得不好，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村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基层自治本身带来的，而是没有真正推进基层自治造成的。现在，有两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严重制约基层自治的健康发展。一个是村级自治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没有理顺，当然在文件口号中是理顺了，但是实际生活中并没有理顺;一个是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没有理顺，哪些事务可以自治，哪些需要服从政府，法规制度界限都不清楚。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就难以确立。还需要说明的是，村民自治还不能等同于基层自治。如果历史地看，或者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什么基层自治是仅仅在村级层面就可以实现的，不能说有了村民自治就有了基层自治。那么，基层自治应该适合建立在哪一级，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的基层自治应该更扎实、更有力、更快地向前推进，而不是裹足不前。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不推进基层自治，肯定会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
客观地说，改革以来，政府进步很快，政府工作的规范化、透明度、责任心都迅速提高，但是，民众的权利意识提升更快，对于政府工作的要求提升更快。这正是当前很多问题出现的基本原因。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更新观念、改进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适应民众的要求。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国际经验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很强，作用尤为重要。由此可见，中国发展成就中，政府官员的贡献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系统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政府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有体制机制问题，也有观念理念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势之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党政官员群体中的观念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偏差之一：以为群众的思想可以统一，追求所谓“统一思想”
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在有些官员的讲话中，自觉不自觉地预设一种前提，就是：群众的思想观念可以统一，应该统一。动辄要求大家把思想统一到什么什么上来。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一种美丽的幻觉。历史地看，任何社会中，思想的统一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若论思想控制，“文革”期间可谓严密，所有媒体都是一个声音，但是公众的思想依然无法统一。也许，对于舆论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出现舆论一律的状态，表面上是一呼百应的现象。这种强制下的万马齐鸣，是另一种形式的万马齐喑。这显然并不是思想的统一或者认识的一致。现实地看，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谓思想统一更不可能做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处于体制深刻变化、利益结构错综复杂的转折时期，利益多元，必然导致思想多元;即便利益不多元，思想认识也不可能一致。这是基本的社会现实。
正视思想多元的现实，尊重思想多元的现实，并为这种思想多元探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避免因为企图打压这种思想多元而制造更多的社会冲突，是政府的重要使命。“文革”期间，已经为打压异己思维、控制言论思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殷鉴不远，今天仍要警惕。从根本上，政府工作的真正立足点，应该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公众的思想表达和利益追求，促进利益整合和思想繁荣。不论多么美好的理论，多么正确的思想，都无法实现公众的思想统一。协调公众纷纭多变的思想观点、协调公众复杂多变的利益追求，根本途径不能依靠统一思想，而只能靠制度建设。
偏差之二：以为官员队伍的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过度强调“教育”的作用
在反腐败问题上，各级领导都强调从源头上抓起，强调从体制、机制建设上防治腐败。但是，如果考察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可以发现，还是更多地在品行改进、道德说教上下功夫。每每讨论问题的根源，总是围绕人生观、价值观上做文章，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上找出路，因为这种思路已经成为定势。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学习活动、教育活动连绵不断，此起彼伏。虽然声势可观，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评估，但是实际作用乏善可陈。有的地方总结得很好听，说是“干部经常受教育，群众经常得实惠”，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教育培训活动，反复搞来搞去，讲得没有新意，听得没有兴致，往往只是整出来一些新说法、新概念，玩弄辞藻而已。
改善政府治理，应该说教化培训并非紧要问题。如果总结现代政府管理的国际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高效、官员廉政是通过教育培训得以实现的。官员的思想道德教化，或者更宽泛地说官员本身的能力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运行，但是，决定政府运行绩效和官员表现的根本，当是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政府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更多的措施还是开会动员、集中学习、培训轮训，翻来覆去讲空洞的道理、宏大的目标，讲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试图以教化代替制度创新，对于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政府绩效提升和影响改善，必须走出以思想教育代替体制改革的怪圈。
偏差之三：将群众不信任政府的问题归罪于媒体，不适当地强调正面宣传
时下，可以说政府信任度不高，官员形象不好，但是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一些官员，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媒体的负面报道，指责媒体败坏了官员的形象，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求媒体多表扬赞美官员和政府。这种想法是很是有问题的。从媒体传播规律来说，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即“坏消息就是好新闻”。因此，媒体天然地更关注官员的负面行为和政府中的不良表现，西方把媒体的这个特点称为“扒粪”。从表面上，这种“扒粪”确实有伤官员形象。媒体对于政府来说，其关系可谓“如影随形”。官员形象不好，根子在官员。官员如果想避免负面报道，最重要的是避免负面行为。一个健康的政府体制，不能依靠媒体的廉价赞美来维持信任，而应该经得起媒体、公众的监督，甚至挑剔。靠控制媒体来营造的政府良好形象是虚妄的。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致可从两个角度看，如果集中在官员本人作风、能力方面，可以归为社会信任;如果集中于政府规则制度方面，则属于政治信任。一般来说，如果在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高层上访，基本上可以说群众对于这个政府体系还是有信任的，或者说政治信任还没有动摇。问题在于，如果上访者到了最高层，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甚至结果更糟糕，那可能就要引起对于整个政府制度的信任。政治信任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在体制外寻找解决渠道，到那个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可以说问题就被政治化了。因此，巩固确立群众的信任，需要在增强制度的信任上下功夫。不论是中国改革自身的经验，还是国际经验，都说明，监督基层政府应该主要依靠民众。这就需要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有效有力的公共参与。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实现依靠民众来约束问责基层官员，而不是依靠上级官员把权力收走，依靠上级官员来检查考核。公众参与监督政府的过程中，媒体是最重要最有力的渠道。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能走到媒体和公众充分监督政府的境界，则断无成功可言。现在媒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批评，还很不够，还应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自由。
偏差之四：将诸多问题都归罪于基层干部，不适当地指责基层干部
当前基层治理中乱象较多，如果要探究原因，当然有基层干部群体本身的问题。因此，高层对于基层官员有种种不满，民众对基层干部有诸多抱怨，实属正常。但是，也要看到，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造成问题的原因都在基层;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在基层。有关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信任高层政府，而不信任基层政府，有俗语如“中央是亲人，县乡是仇人”、“中央的经很好，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等等。这种现象与欧美恰恰相反，那里是民众更信任基层政府。至于原因，西方学者的解释是，因为基层政府距离民众更近，民众能看到、感受到基层政府在做事，所以信任高;而高层政府，民众往往不知道他们为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对高层的信任就低。也就是说，在中国，基层官员得到的信任低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本来可以得到高信任的。
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官员面前很无奈，有种种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民众无法监督政府官员，这是政府体制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归结为基层官员的个人品行或者能力，解决问题要高层承担责任。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顶层设计”问题。在现行体制下，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责任大，权力小，能力弱。虽然在政权体系中乡镇是五级政权中的一级，但严格地说，乡镇从来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甚至没有独立财政，其服务能力下降、管理能力萎缩是很正常的事情。县级政府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承受的问责压力很大，但是权力空间相当狭小，若干重要管理部门被垂直管理，管理权力被上级分割，管理能力力不从心。问题出在制度安排上，上层负有更大责任，一味指责基层官员“不得力”、“不顶事”是不公允的。
偏差之五：过于相信“高压式”问责，靠一票否决等手段来解决问题
现在，“问责”的说法很时兴，但是问责被操作为不分青红皂白的问罪和处分，到处挥舞一票否决的大棒。问责应该是一个权力、责任、监督评价等要素良性协同运作的工作过程，不是简单地出了问题就处罚。问责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体制基础上，首先要建立权责合理、运行有效的权力配置体制。既要界定好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权责，还要界定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权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权责体系严重扭曲和倾斜：在政府内部，权力向上级政府过度集中，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向政府过度集中。这种集中的结果，是上级无法真正监督制约好基层政府，民众也无法有效地监督基层政府。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上级对基层只规定硬任务，只是强调出了问题就处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激化基层政府与上层领导的矛盾。
现在的基层矛盾发生呈现多元化、多类型的特点，许多问题不在基层政府权责范围之内。比如，一个退伍军人因为在部队受到处分而赴京上访，一个农民因为在城市治病引起上访，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交通事故而上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乡镇甚至县(市)政府既不了解也无权处理的，但上级却把这些上访的处理责任都推诿给基层政府。这样的上级问责显然无法令基层信服。对基层来说，这实际上是上级领导的“野蛮问责”。当然，在任何政府体系内部，都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问责，也要有自下而上的问责，但是，根本的问责方向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的问责。现在的政府问责体系显然有些本末倒置。
偏差之六：认为中国农民素质低，不能实行基层自治
实行基层自治需要群众具有多高的素质，难以说清。现在很多基层干部依然强调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搞自治。两百多年前美国就实行了基层自治，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在乡镇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的民众素质，总不能说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印度的经验也同样说明问题。当然可以解释说国情不同，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无论国情怎样不同，民众需要更多的政治参与，政府需要更多地对民众负责，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近30年来，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提升，用一些官员的话说：“现在的农民太难领导了”、“太不听话了”，这本身就是实行自治的良好基础。
有官员说，村民自治搞了这么多年，农村问题依然很多，说明自治不可行，有的甚至说村民自治搞乱了农村。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村民自治能解决的只是一部分问题，也就是说，不论村民自治搞得多么好，有一些问题不是村民自治本身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本来可以解决更多问题，但因为推进得不好，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村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基层自治本身带来的，而是没有真正推进基层自治造成的。现在，有两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严重制约基层自治的健康发展。一个是村级自治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没有理顺，当然在文件口号中是理顺了，但是实际生活中并没有理顺;一个是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没有理顺，哪些事务可以自治，哪些需要服从政府，法规制度界限都不清楚。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就难以确立。还需要说明的是，村民自治还不能等同于基层自治。如果历史地看，或者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什么基层自治是仅仅在村级层面就可以实现的，不能说有了村民自治就有了基层自治。那么，基层自治应该适合建立在哪一级，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的基层自治应该更扎实、更有力、更快地向前推进，而不是裹足不前。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不推进基层自治，肯定会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
客观地说，改革以来，政府进步很快，政府工作的规范化、透明度、责任心都迅速提高，但是，民众的权利意识提升更快，对于政府工作的要求提升更快。这正是当前很多问题出现的基本原因。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更新观念、改进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适应民众的要求。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偏差与控制
王氏读书笔记 2008-12-31 15:58
三十、有社会规范的地方，就会有人发生偏差行为
人类社会的秩序，要靠其分子有依循规范的意愿。但有社会规范的地方，就有破坏规范的人，这种行为就叫偏差。个别规范偶尔被破坏，通常无损于整个社会；多种规范经常被破坏，就会妨碍社会的安定。社会执行规范的方式，就是社会控制。偏差行为的适当遏制，是社会秩序维持与运作的必要条件。
社会学的偏差就是改变或者违反社会规范。行为是否被界定为偏差，经常会受社会和文化力量影响。所有人都有可能违反规范，但对偏差的界定和处置，是社会力量决定的结果。
规范的重要性决定人们对偏差的态度。不重要偏差容易被忽视甚至得到宽容，如行人闯红灯、隐瞒收入来源、超速行驶，即使被处罚也不严重。如果违反的规范对维持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偏差就会激起共愤，受到严厉处罚，如杀人、强奸、破坏、暴力袭击。
财富与地位决定偏差者得到的待遇。在任何社会，偏差一般都会因为财富与权势的不同而受到不同方式的对待。
偏差的能见度决定评价与反应的严重程度。白领犯罪如盗用公款、逃税、诈骗等通常比街头犯罪难于觉察和揭发，一旦败露就会增加负面评价和严重反应。
权力决定对偏差的界定。谁制定规范，谁就有决定偏差的权力。法律制订是政治权力的结果，谁掌握政治权力，谁就是偏差行为的界定者。 违规的场合与动机决定偏差的解释与处置。如在家打麻将是无害麻将，在公共场所就是赌博；街头裸奔有伤风化，家里裸体无可厚非；偷车开着玩和偷车变卖就是两种不同的性质。 时间能够改变偏差的性质。历史上曾被视为偏差的行为，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甚至得到赞许与鼓励。
三十一、偏差包括五类
行动偏差。即在具体的时间起始点内发生的一个特别行为。罪犯在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刻，通常可能在各方面都奉公守法。卖淫和嫖娼者，除了具体的性行为有违重要社会规范，或许都过着毫无偏差的生活。偏差行动常会引起社会控制。
习惯偏差。即已经成为习惯、经常发生的行动偏差。如嗜毒成瘾，嗜赌如命。习惯偏差通常超出个人控制能力的范围，具有强制性，容易导致财物丧失、债台高筑、家庭破裂。
人格偏差。即个人不能扮演多重角色，在创造及维持社会关系时发生困难。许多偏差皆源于人格不正常和心理不健全。
团体及组织偏差。即违反规范者通过组织成为明确的团体、社区与组织发生的偏差。如犯罪团伙。在巨大的复杂社会组织中，常有这种形式。
亚（次级）文化偏差。即特定的人口通过共有特殊文化特征，违反社会大多数人具有的文化。既有有组织的如黑帮，也有无组织的如吸毒者。无组织的亚文化变成有组织的亚文化通常为了抵抗较大社会的制裁与控制。
三十二、偏差具有正反两种功能
偏差通常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有效运作：妨碍人类社区复杂的互赖系统，动摇团体中他人遵守规范的动机，危害团体生活所需的互信互赖。虽然社会可以消化相当多的偏差，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但持续性或广泛性的偏差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通常需要加以控制。
偏差可能有助于社会系统的运作与变迁：澄清及界定社会规范，增加团结，刺激社会变迁，通过警示强化守规的动机。
社会解体是社会系统制度化结构的崩溃或不整合。虽然战争、人口变迁和技术创新也可能导致社会解体，但偏差与社会解体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人的偏差行动可能导致社会结构崩溃，社会结构的不完善也会导致偏差发生。当偏差被许多人长期实施，严重破坏基本社会制度的价值，产生的冲突无法协调时，社会通常就会发生解体。
三十三、各种理论对偏差行为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人们为何不遵守规范，主要通过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的观点尝试加以解释。
生物特征的解释把偏差行为归因于个人的特别生物特征，即生物上遗传的偏差倾向。包括伦布洛索的实证论、希尔顿的组织论和染色体异常论。实证论认为犯罪行为来自遗传缺陷，犯罪是一个人在生物上承受的一种结构与价格，在进化阶层上具有较为原始的特征，借此可以辩认“天生罪犯”，20世纪初被哥林否定。组织论认为，粗壮与筋骨质的身体结构比身体柔弱或肥胖者更容易具有犯罪倾向，但没能进一步提示为何会是这样。染色体异常论认为，染色体是有生命现象的纤维，包含决定人们遗传特征的基因，某些拥有较多Y染色体的男性具备更高的犯罪可能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只有极少数罪犯如此。
心理动态的解释企图用偏差者的生活事件来说明其偏差行为，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认为，超我与原我的不协调、需要的无法获得满足是偏差行为的根源。该理论认为，如果人未发展出健全的良知或超我，极可能产生病态人格，即缺乏罪恶感、同情心或尊敬他人的性质，成为多数犯罪的主要因素；如果原我在真实生活中不具备组织自己生存活动的适当能力，就会导致无法控制冲动、延迟需要的满足、坚守合理的计划；如果挫折和失败引起的侵略指向外界，容易引发凶杀，引起的攻击指向自身容易造成自杀；为了掩饰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愿望，减轻自己的忧虑与耻辱，人们容易产生防卫心理，重新建立一套能让自己满意的规则。该理论也经不起真正的检验，因为大多数人的偏差行为不是连续的，也不是在面临显著的生活解体或超我解体时、而是在相当正常状态下发生的。
社会情境的解释认为，偏差行为是内在于社会系统的性质与功能导致的。其中包括秩序迷乱论、文化转移论和自我及角色论。
秩序迷乱论的代表是涂尔干和默顿。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增加导致阶级冲突和社会凝聚的衰微，社会的工作总是向着专业的或独特的方向分化，人们无法获得一项共同的行为规则与了解的基础，各阶层人士之间就有隔阂，导致混乱、无效率甚至社会解体，社会缺乏共同规则等于无规范，在变迁过度剧烈期间，特别是经济繁荣与萧条时，人们往往无法预期他人的行为能否遵守社会理念、合理组织他们的行为，偏差便由此而生。默顿认为偏差的原因不全在个人，而在于个人追求之文化目标及其所能使用之合法手段之间的冲突，是由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模式之间扣连不密导致的，在冲突之际，人们一般有五种反应形式可供选择：除了顺从之外，其余四种——创新、仪式主义、退缩和反叛，多少都属于偏差反应。创新是拒绝合法手段，通过常轨以外手段的使用达到文化许可的目标，一旦私利过重，创新便酿成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如偷盗、抢劫、贩毒、组织卖淫等。仪式主义是忽视文化目标，坚守不合时宜的目标，拘泥于仪式的反应，使手段本身成为目标，如死守规矩不理目标的官僚。退缩是拒绝习惯上的目标和手段，转向其他非常方式，如自杀、游荡、滥服麻醉药剂等。反叛是不仅拒绝、排斥合法目标与手段，而且另创新的目标或手段以取代，如各种激进分子、革命者或凶暴帮会。
文化转移论认为，一个社会团体经常持有与较大社会组织相冲突的信仰与规范，遵守这种亚文化往往就是偏差，因此偏差绝非有意，也不是创新而是遵守的结果；同时，偏差者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学习既定的行为模式，并从所处的文化环境学习知识、态度及信仰，组成其人格，如扒手、妓女等，因此偏差行为来自于学习并会向下一代转移传统。
标签论认为，偏差主要牵涉到社会规范，不是某类人行动的固有特征。个人可能偶尔会有，甚至经常有偏差行为，只要其偏差不被发觉，就不会被认为是偏差或者病态的；而一旦被发觉且不被原谅时，就会成为被贴上标签的偏差者；因此，他被迫接受团体所指派的偏差身份与角色，这种情境对个人有着严重影响，会促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其成为“局外人”，被排斥在更多的正规团体之外，最后投入一个有组织的偏差者团体，从而得到情绪支撑、鼓励与援助。标签理论由莱梅尔特提出、贝克尔发展，有助于洞察社会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性质及其对塑造偏差的意义。
三十四、社会控制的性质与过程
社会行为模式必须得到维系，否则社会行为就没有可遵循的规则，结果也不可能有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可预测性，至少要包括两类过程：引导个人从事某种行动的过程和抑制某种行为的过程。前者即是社会化，但在社会化过程中，仍难免存在偏差；后者就是社会控制，旨在遏止偏差，维持社会秩序。
社会控制过程是社会体系用以防范偏差的机能。影响力与权力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控制可被视为是影响力与权力的维持，偏差的控制只是权力的一种功能。 社会控制过程分为四个行为层次：防患机能（防止可能导致偏差情境发展的机能设计）；疏导机能（偏差发生后疏导紧张的机能设计）；遏止机能（遏止及改变无法被疏导的行为）和舆论机能（造成舆论以控制团体行为，劝导人们革除不合适的旧行为模式，往往不在于阻止偏差，而在于促进创新）。
社会控制是要求个人符合社会体系所期望之行为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主要功能即在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实施的方式要视体系中社会职位被赋予的权力与制度化的社会结构而定，社会控制的形式也随体系的性质及个人具有偏差倾向的程度有所不同。
偏差的内化控制是个人接受一个团体或社会规范为其人格的部分的过程，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层面。社会规范一旦成功被内化，个人就会继续予以遵守，甚至不自学地会照样遵守，有别于因惧怕而勉强守法。勉强守法是对社会应用外在控制的回应，内化控制是良心驱使的结果，也是控制偏差行为的最有效方式。内化的成功会使人甚至在该规范产生的条件业已改变时仍坚守不渝。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是鼓励人类对其行为产生“理当如此”的感觉。
偏差的外在控制是各个社会拥有的各种经过精密设计的社会制裁。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种。非正式的制裁即经由日常生活中人们互动产生的制裁；正式的制裁即社会赋予某些机构合法的制裁力量。社会控制中，大部分制裁是非正式的，可在言谈表情中随时体会得到，因此人们使用语言或姿态，不仅是为了沟通，也是为了制裁。非正式的社会制裁是初级团体的主要功能，负制裁包括从一种不许可的状态到受团体拒绝甚至肉体惩罚，可以对大多数人的偏差行为发生适当阻遏作用。工作团体、组织甚至在犯罪时的密集人群，也可能是发挥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单位。非正式制裁的缺陷是有效性相当含糊，偏差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它是一种处罚；私人感情、社会地位及团体的团结情绪会进入非正式情境，由于缺乏应用制裁的欲望及实行的权力，会阻碍社会控制的运作。但当偏差行为已经为外人知道，容易被认定为与团体一致且团体严重制裁责任时，团体袒护偏差分子的情况就中可能出现。正式的制裁是透过有组织的安排给予报酬及处罚的方式。许多专业化的社会控制组织与职位因其不可或缺而依次出现在现代社会中。特别职位包括警察、法官、狱警、律师；立法者、社会工作者、牧师与医师也视社会控制为其责任。相当稳定的社会中社会化及非正式制裁可能足够维持社会秩序；而在快速变迁的社会，则需要更具体更广泛的正式制裁。正式的社会控制也会受到环境影响，有时看似不公平，但却是社会控制系统有效运作所必需的，如狱警与犯人建立非正式关系、法官对指控他人的嫌犯减轻刑罚等。
正式的社会控制能否有效对抗犯罪，一直倍受争论。控制犯罪有两种常用方法：犯罪者的重建和犯罪的处罚与孤立。监狱是为重建及孤立犯人而设计，但两种方法又有某种程度的不协调。虽然多数人希望使用更人道的重建法，但实施效果也颇受怀疑。重建与处罚作为犯罪控制方法的困扰，为设计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支持。
※ 来源： http://www.JiaoYou8.com ※
三十、有社会规范的地方，就会有人发生偏差行为
人类社会的秩序，要靠其分子有依循规范的意愿。但有社会规范的地方，就有破坏规范的人，这种行为就叫偏差。个别规范偶尔被破坏，通常无损于整个社会；多种规范经常被破坏，就会妨碍社会的安定。社会执行规范的方式，就是社会控制。偏差行为的适当遏制，是社会秩序维持与运作的必要条件。
社会学的偏差就是改变或者违反社会规范。行为是否被界定为偏差，经常会受社会和文化力量影响。所有人都有可能违反规范，但对偏差的界定和处置，是社会力量决定的结果。
规范的重要性决定人们对偏差的态度。不重要偏差容易被忽视甚至得到宽容，如行人闯红灯、隐瞒收入来源、超速行驶，即使被处罚也不严重。如果违反的规范对维持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偏差就会激起共愤，受到严厉处罚，如杀人、强奸、破坏、暴力袭击。
财富与地位决定偏差者得到的待遇。在任何社会，偏差一般都会因为财富与权势的不同而受到不同方式的对待。
偏差的能见度决定评价与反应的严重程度。白领犯罪如盗用公款、逃税、诈骗等通常比街头犯罪难于觉察和揭发，一旦败露就会增加负面评价和严重反应。
权力决定对偏差的界定。谁制定规范，谁就有决定偏差的权力。法律制订是政治权力的结果，谁掌握政治权力，谁就是偏差行为的界定者。 违规的场合与动机决定偏差的解释与处置。如在家打麻将是无害麻将，在公共场所就是赌博；街头裸奔有伤风化，家里裸体无可厚非；偷车开着玩和偷车变卖就是两种不同的性质。 时间能够改变偏差的性质。历史上曾被视为偏差的行为，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甚至得到赞许与鼓励。
三十一、偏差包括五类
行动偏差。即在具体的时间起始点内发生的一个特别行为。罪犯在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刻，通常可能在各方面都奉公守法。卖淫和嫖娼者，除了具体的性行为有违重要社会规范，或许都过着毫无偏差的生活。偏差行动常会引起社会控制。
习惯偏差。即已经成为习惯、经常发生的行动偏差。如嗜毒成瘾，嗜赌如命。习惯偏差通常超出个人控制能力的范围，具有强制性，容易导致财物丧失、债台高筑、家庭破裂。
人格偏差。即个人不能扮演多重角色，在创造及维持社会关系时发生困难。许多偏差皆源于人格不正常和心理不健全。
团体及组织偏差。即违反规范者通过组织成为明确的团体、社区与组织发生的偏差。如犯罪团伙。在巨大的复杂社会组织中，常有这种形式。
亚（次级）文化偏差。即特定的人口通过共有特殊文化特征，违反社会大多数人具有的文化。既有有组织的如黑帮，也有无组织的如吸毒者。无组织的亚文化变成有组织的亚文化通常为了抵抗较大社会的制裁与控制。
三十二、偏差具有正反两种功能
偏差通常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有效运作：妨碍人类社区复杂的互赖系统，动摇团体中他人遵守规范的动机，危害团体生活所需的互信互赖。虽然社会可以消化相当多的偏差，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但持续性或广泛性的偏差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通常需要加以控制。
偏差可能有助于社会系统的运作与变迁：澄清及界定社会规范，增加团结，刺激社会变迁，通过警示强化守规的动机。
社会解体是社会系统制度化结构的崩溃或不整合。虽然战争、人口变迁和技术创新也可能导致社会解体，但偏差与社会解体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人的偏差行动可能导致社会结构崩溃，社会结构的不完善也会导致偏差发生。当偏差被许多人长期实施，严重破坏基本社会制度的价值，产生的冲突无法协调时，社会通常就会发生解体。
三十三、各种理论对偏差行为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人们为何不遵守规范，主要通过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的观点尝试加以解释。
生物特征的解释把偏差行为归因于个人的特别生物特征，即生物上遗传的偏差倾向。包括伦布洛索的实证论、希尔顿的组织论和染色体异常论。实证论认为犯罪行为来自遗传缺陷，犯罪是一个人在生物上承受的一种结构与价格，在进化阶层上具有较为原始的特征，借此可以辩认“天生罪犯”，20世纪初被哥林否定。组织论认为，粗壮与筋骨质的身体结构比身体柔弱或肥胖者更容易具有犯罪倾向，但没能进一步提示为何会是这样。染色体异常论认为，染色体是有生命现象的纤维，包含决定人们遗传特征的基因，某些拥有较多Y染色体的男性具备更高的犯罪可能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只有极少数罪犯如此。
心理动态的解释企图用偏差者的生活事件来说明其偏差行为，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认为，超我与原我的不协调、需要的无法获得满足是偏差行为的根源。该理论认为，如果人未发展出健全的良知或超我，极可能产生病态人格，即缺乏罪恶感、同情心或尊敬他人的性质，成为多数犯罪的主要因素；如果原我在真实生活中不具备组织自己生存活动的适当能力，就会导致无法控制冲动、延迟需要的满足、坚守合理的计划；如果挫折和失败引起的侵略指向外界，容易引发凶杀，引起的攻击指向自身容易造成自杀；为了掩饰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愿望，减轻自己的忧虑与耻辱，人们容易产生防卫心理，重新建立一套能让自己满意的规则。该理论也经不起真正的检验，因为大多数人的偏差行为不是连续的，也不是在面临显著的生活解体或超我解体时、而是在相当正常状态下发生的。
社会情境的解释认为，偏差行为是内在于社会系统的性质与功能导致的。其中包括秩序迷乱论、文化转移论和自我及角色论。
秩序迷乱论的代表是涂尔干和默顿。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增加导致阶级冲突和社会凝聚的衰微，社会的工作总是向着专业的或独特的方向分化，人们无法获得一项共同的行为规则与了解的基础，各阶层人士之间就有隔阂，导致混乱、无效率甚至社会解体，社会缺乏共同规则等于无规范，在变迁过度剧烈期间，特别是经济繁荣与萧条时，人们往往无法预期他人的行为能否遵守社会理念、合理组织他们的行为，偏差便由此而生。默顿认为偏差的原因不全在个人，而在于个人追求之文化目标及其所能使用之合法手段之间的冲突，是由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模式之间扣连不密导致的，在冲突之际，人们一般有五种反应形式可供选择：除了顺从之外，其余四种——创新、仪式主义、退缩和反叛，多少都属于偏差反应。创新是拒绝合法手段，通过常轨以外手段的使用达到文化许可的目标，一旦私利过重，创新便酿成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如偷盗、抢劫、贩毒、组织卖淫等。仪式主义是忽视文化目标，坚守不合时宜的目标，拘泥于仪式的反应，使手段本身成为目标，如死守规矩不理目标的官僚。退缩是拒绝习惯上的目标和手段，转向其他非常方式，如自杀、游荡、滥服麻醉药剂等。反叛是不仅拒绝、排斥合法目标与手段，而且另创新的目标或手段以取代，如各种激进分子、革命者或凶暴帮会。
文化转移论认为，一个社会团体经常持有与较大社会组织相冲突的信仰与规范，遵守这种亚文化往往就是偏差，因此偏差绝非有意，也不是创新而是遵守的结果；同时，偏差者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学习既定的行为模式，并从所处的文化环境学习知识、态度及信仰，组成其人格，如扒手、妓女等，因此偏差行为来自于学习并会向下一代转移传统。
标签论认为，偏差主要牵涉到社会规范，不是某类人行动的固有特征。个人可能偶尔会有，甚至经常有偏差行为，只要其偏差不被发觉，就不会被认为是偏差或者病态的；而一旦被发觉且不被原谅时，就会成为被贴上标签的偏差者；因此，他被迫接受团体所指派的偏差身份与角色，这种情境对个人有着严重影响，会促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其成为“局外人”，被排斥在更多的正规团体之外，最后投入一个有组织的偏差者团体，从而得到情绪支撑、鼓励与援助。标签理论由莱梅尔特提出、贝克尔发展，有助于洞察社会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性质及其对塑造偏差的意义。
三十四、社会控制的性质与过程
社会行为模式必须得到维系，否则社会行为就没有可遵循的规则，结果也不可能有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可预测性，至少要包括两类过程：引导个人从事某种行动的过程和抑制某种行为的过程。前者即是社会化，但在社会化过程中，仍难免存在偏差；后者就是社会控制，旨在遏止偏差，维持社会秩序。
社会控制过程是社会体系用以防范偏差的机能。影响力与权力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控制可被视为是影响力与权力的维持，偏差的控制只是权力的一种功能。 社会控制过程分为四个行为层次：防患机能（防止可能导致偏差情境发展的机能设计）；疏导机能（偏差发生后疏导紧张的机能设计）；遏止机能（遏止及改变无法被疏导的行为）和舆论机能（造成舆论以控制团体行为，劝导人们革除不合适的旧行为模式，往往不在于阻止偏差，而在于促进创新）。
社会控制是要求个人符合社会体系所期望之行为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主要功能即在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实施的方式要视体系中社会职位被赋予的权力与制度化的社会结构而定，社会控制的形式也随体系的性质及个人具有偏差倾向的程度有所不同。
偏差的内化控制是个人接受一个团体或社会规范为其人格的部分的过程，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层面。社会规范一旦成功被内化，个人就会继续予以遵守，甚至不自学地会照样遵守，有别于因惧怕而勉强守法。勉强守法是对社会应用外在控制的回应，内化控制是良心驱使的结果，也是控制偏差行为的最有效方式。内化的成功会使人甚至在该规范产生的条件业已改变时仍坚守不渝。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是鼓励人类对其行为产生“理当如此”的感觉。
偏差的外在控制是各个社会拥有的各种经过精密设计的社会制裁。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种。非正式的制裁即经由日常生活中人们互动产生的制裁；正式的制裁即社会赋予某些机构合法的制裁力量。社会控制中，大部分制裁是非正式的，可在言谈表情中随时体会得到，因此人们使用语言或姿态，不仅是为了沟通，也是为了制裁。非正式的社会制裁是初级团体的主要功能，负制裁包括从一种不许可的状态到受团体拒绝甚至肉体惩罚，可以对大多数人的偏差行为发生适当阻遏作用。工作团体、组织甚至在犯罪时的密集人群，也可能是发挥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单位。非正式制裁的缺陷是有效性相当含糊，偏差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它是一种处罚；私人感情、社会地位及团体的团结情绪会进入非正式情境，由于缺乏应用制裁的欲望及实行的权力，会阻碍社会控制的运作。但当偏差行为已经为外人知道，容易被认定为与团体一致且团体严重制裁责任时，团体袒护偏差分子的情况就中可能出现。正式的制裁是透过有组织的安排给予报酬及处罚的方式。许多专业化的社会控制组织与职位因其不可或缺而依次出现在现代社会中。特别职位包括警察、法官、狱警、律师；立法者、社会工作者、牧师与医师也视社会控制为其责任。相当稳定的社会中社会化及非正式制裁可能足够维持社会秩序；而在快速变迁的社会，则需要更具体更广泛的正式制裁。正式的社会控制也会受到环境影响，有时看似不公平，但却是社会控制系统有效运作所必需的，如狱警与犯人建立非正式关系、法官对指控他人的嫌犯减轻刑罚等。
正式的社会控制能否有效对抗犯罪，一直倍受争论。控制犯罪有两种常用方法：犯罪者的重建和犯罪的处罚与孤立。监狱是为重建及孤立犯人而设计，但两种方法又有某种程度的不协调。虽然多数人希望使用更人道的重建法，但实施效果也颇受怀疑。重建与处罚作为犯罪控制方法的困扰，为设计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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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人类的十大认知偏差
2011-10-26 刘瀚方 我说两句( 0 )
编者按：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中写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千百万年来，人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了解这些认知力偏差，也许你会更加容易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决策。
人类的思考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认知——这种思考的行为或过程——可以使我们快捷地处理海量信息。举例来说，每当你睁开眼，你的大脑就不断地受到所见事物的刺激。你可能有意识地思考着某一具体的事物，然而你的大脑却处理着成千上万的潜意识想法。不幸的是，我们的认知并非尽善尽美，有时我们会潜意识地制造出判断偏差，这就是心理学上所称的认知偏误。认知偏误不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以及智力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都会遇上这事。认知偏差中有些很显著，有些却不常见，但它们都趣味十足。下面列表中的认知偏差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第十名：赌徒谬论
赌徒谬论是指倾向于相信未来(某事发生)的几率将会由过去的事件所改变，但实际上那是扯淡。必然概率——如你投掷一枚(正常的)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是不会改变的。正面朝上的概率永远是50%，即使你已经连续投出了十次背面朝上(下次投出正面的概率依旧还是50%，不会增大或缩小)。认为概率会改变是很多人都有的认知偏误，尤其是在赌博的时候。
举例来说，我玩轮盘赌博，已经连续四次转停在黑色区了，下次总该是转到红色区了吧?错!转到红色区的几率仍然是47.37%(总共38个点区，红色有18个)。这听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正是这种几率可变的潜意识让赌徒们输的得血本无归。
第九名：反应机能
反应机能是指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被他人所注意和观察时会表现出(与自然状态下的自己)异常的行为。在1920年代，霍桑制业(一设备制造公司)委任(研究者)研究照明度的改变是否能影响工人们的工作效率。他们得出的结论让人惊异，改变照明亮度竟然能让工作效率飙升!
不幸的是，当研究结束后，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又恢复到了平常水准。原因就在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不是因为照明亮度而变化的，他们是因为被人关注着所以才有所变化。这正是反应机能的证明——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关注时，他就会主动改变自己的举止行为，一般来说都是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神采奕奕。反应机能对实验会造成很大困扰，只有通过“盲人”试验来控制其所带来的问题(“盲人”是指对研究的个体隐瞒其正被拉入实验受到关注这一信息，这样对实验结果就没有太大影响了)。
第八名：幻想性错觉
幻想性错觉是指当碰到随机的图像或声音时，会下意识认为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看到白云的形状时会联想到恐龙，热熔炉之中的耶稣，或者听到声音响起时就认为来了短信，这些都是幻想性错觉。以上两点的共通之处是刺激物本身是客观中立并无任何暗示性意义的;这些意义的来源不过是观测者自己的主观认知。
有趣实例：罗夏墨迹测试利用幻想性错觉来深挖人的精神状态。测试者会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图片，然后被要求描述所看到的事物。然后通过对测试者的回应来发掘测试者内在的想法。
第七名：自验预言
自验预言是指自我用行为来应验自认为会出现的结果。一个自验预言是由其自身使其成真的。举个例子，我认为自己肯定会学习一塌糊涂，所以我减少了自己在作业和功课上的努力，最终果然和我自认为的一样，学习变得很糟糕。还有另一个普遍的例子就是情侣关系：我自己觉得另一半和自己慢慢疏远了，所以我的行为开始变得迥异，常感情用事地甩手而去。由于我的种种行为，最终一对情侣不欢而散。
自验预言是心理学上一个很利器——给你灌输一个观点，最终你因为坚信这个观点而让其变为现实。
有趣实例：经济衰退就是一种自验预言。因为得有两个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才能形成经济衰退，而你自己在这六个月中是感觉不到其正在衰退的。但不幸的是，在GDP刚开始初露低迷时，就有媒体报道可能要经济谁退了，人们惊慌失措并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真的就导致了经济衰退。
第六名：成见效应
成见效应是指通过对个人某一点的好坏来管中窥豹，形成对其总体的看法。这种偏见在职员表现评估中常有发生。举例来说：我的下属毕夫(Biff)在这三天连续迟到;我看到后就总结出毕夫是一个懒惰并且对工作漠不关心的人。毕夫迟到有种种可能的原因：或许车坏了，又或许照顾孩子的保姆没及时赶到，也可能是遇上了坏天气。而问题是，因为毕夫一个无可奈何的过错，我就认定他是一个坏员工。
有趣实例：外表吸引定势是指人们会认为那些富有吸引力的人同样也拥有着其他方面社会所认可的特质，如幸福，成功，聪明。这同时也是一种自验效应——富有魅力的人常能得到特殊照顾，如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更高的薪水。
第五名：羊群心理
羊群心理是指倾向于放弃自我意见而随大流，以此来感到安全和防止冲突。羊群心理最普遍的形式是“暴民心理”，主要来自于同辈的压力。羊群心理揭示了时尚之所以可以流行的原因。服饰，汽车，嗜好，风格这些种种都能得到一些群体的共鸣，并引发时尚潮流。
有趣实例：一些看上去平凡无奇，或如何都不能与酷和流行挂上勾的的事物现在可都是拥趸一片，这些得归功于羊群效应。例如跳伞裤、宠物石、胭脂鱼、锥形胸罩、扎染织物、海猴以及80后(顺便一提，上面那张配图就是个80后)。
第四名：感应抵抗
感应抵抗常常怂恿你和束缚自己自主选择的行为对着干。对于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最为普遍，但是所有由于自由或自主选择被束缚，而反抗权威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感应抵抗。这些感应抵抗者本没有非得做出怪异行为的必要，但正是“不能做”才让他们“想去做”。
有趣实例：“叛逆心理”就是人们尝试使用感应抵抗的表现之一。让某人(尤其是孩子)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叛逆，偏不做你想让他做的事。
第三名：双曲贴现
双曲贴现是指人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有很多的研究是有关决策的，一个决策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趣的是，在二中选一的抉择中，时间的延迟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今天就获取20美元，而不选一年后获取100美元。一笔钱现在取比未来取更赚是有所道理的，因为同一美元今天比明天更有价值。假定现在的利率是9%，在这种利率下，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在乎现在取91.74美元，还是一年后取100美元的。但是有趣的是这之间的差额是多少我们才会选择现取而非等待，你是愿意一年后取100美元还是现在取50美元?如果更少40美元呢?多少才会是你的临界点呢?
第二名：承诺升级
承诺升级是指人们对已失败的事情继续进行坚持。人们不断地做出抉择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应当改变那些失败的决策并试着从其反方向着手。但是事实上个人不仅会自我强迫继续坚持选择，还会进一步进行投入——因为他已经沉没成本了。
举例来说，你用半辈子的积蓄来做一笔生意，六个月后，事实证明这必将是个亏本买卖。逻辑上来说，你应当缩减损失并终止生意，但实际上由于你已经注入了你半辈子的积蓄，你会决心将其进行到底，并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希望来使生意运转起来。
第一名：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是指一些实际无用的物质在被人相信有疗效时会产生积极作用。安慰剂效应在医学上尤其普遍，曾有给一位患有疾病的患者吃一片糖片(患者不知情)而病情得到改善的报道。至今为止，安慰剂仍然是一个科学谜题。一些理论说安慰剂可以产生“期望效应”(在不知所服用的不是药片时，期待最容易成为现实)，病患们期待着糖片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所以他们会自我感觉已被治愈。但是这是无法解释无效药片是如何减轻病症的。
有趣实例：当结果显然良好时，学术上称其为“安慰剂”;而当结果是负面或者有害时，就得被称为“反安慰剂”了。
http://www.psychinese.com.cn/show.php?contentid=4917
编者按：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中写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千百万年来，人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了解这些认知力偏差，也许你会更加容易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决策。
人类的思考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认知——这种思考的行为或过程——可以使我们快捷地处理海量信息。举例来说，每当你睁开眼，你的大脑就不断地受到所见事物的刺激。你可能有意识地思考着某一具体的事物，然而你的大脑却处理着成千上万的潜意识想法。不幸的是，我们的认知并非尽善尽美，有时我们会潜意识地制造出判断偏差，这就是心理学上所称的认知偏误。认知偏误不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以及智力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都会遇上这事。认知偏差中有些很显著，有些却不常见，但它们都趣味十足。下面列表中的认知偏差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第十名：赌徒谬论
赌徒谬论是指倾向于相信未来(某事发生)的几率将会由过去的事件所改变，但实际上那是扯淡。必然概率——如你投掷一枚(正常的)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是不会改变的。正面朝上的概率永远是50%，即使你已经连续投出了十次背面朝上(下次投出正面的概率依旧还是50%，不会增大或缩小)。认为概率会改变是很多人都有的认知偏误，尤其是在赌博的时候。
举例来说，我玩轮盘赌博，已经连续四次转停在黑色区了，下次总该是转到红色区了吧?错!转到红色区的几率仍然是47.37%(总共38个点区，红色有18个)。这听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正是这种几率可变的潜意识让赌徒们输的得血本无归。
第九名：反应机能
反应机能是指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被他人所注意和观察时会表现出(与自然状态下的自己)异常的行为。在1920年代，霍桑制业(一设备制造公司)委任(研究者)研究照明度的改变是否能影响工人们的工作效率。他们得出的结论让人惊异，改变照明亮度竟然能让工作效率飙升!
不幸的是，当研究结束后，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又恢复到了平常水准。原因就在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不是因为照明亮度而变化的，他们是因为被人关注着所以才有所变化。这正是反应机能的证明——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关注时，他就会主动改变自己的举止行为，一般来说都是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神采奕奕。反应机能对实验会造成很大困扰，只有通过“盲人”试验来控制其所带来的问题(“盲人”是指对研究的个体隐瞒其正被拉入实验受到关注这一信息，这样对实验结果就没有太大影响了)。
第八名：幻想性错觉
幻想性错觉是指当碰到随机的图像或声音时，会下意识认为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看到白云的形状时会联想到恐龙，热熔炉之中的耶稣，或者听到声音响起时就认为来了短信，这些都是幻想性错觉。以上两点的共通之处是刺激物本身是客观中立并无任何暗示性意义的;这些意义的来源不过是观测者自己的主观认知。
有趣实例：罗夏墨迹测试利用幻想性错觉来深挖人的精神状态。测试者会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图片，然后被要求描述所看到的事物。然后通过对测试者的回应来发掘测试者内在的想法。
第七名：自验预言
自验预言是指自我用行为来应验自认为会出现的结果。一个自验预言是由其自身使其成真的。举个例子，我认为自己肯定会学习一塌糊涂，所以我减少了自己在作业和功课上的努力，最终果然和我自认为的一样，学习变得很糟糕。还有另一个普遍的例子就是情侣关系：我自己觉得另一半和自己慢慢疏远了，所以我的行为开始变得迥异，常感情用事地甩手而去。由于我的种种行为，最终一对情侣不欢而散。
自验预言是心理学上一个很利器——给你灌输一个观点，最终你因为坚信这个观点而让其变为现实。
有趣实例：经济衰退就是一种自验预言。因为得有两个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才能形成经济衰退，而你自己在这六个月中是感觉不到其正在衰退的。但不幸的是，在GDP刚开始初露低迷时，就有媒体报道可能要经济谁退了，人们惊慌失措并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真的就导致了经济衰退。
第六名：成见效应
成见效应是指通过对个人某一点的好坏来管中窥豹，形成对其总体的看法。这种偏见在职员表现评估中常有发生。举例来说：我的下属毕夫(Biff)在这三天连续迟到;我看到后就总结出毕夫是一个懒惰并且对工作漠不关心的人。毕夫迟到有种种可能的原因：或许车坏了，又或许照顾孩子的保姆没及时赶到，也可能是遇上了坏天气。而问题是，因为毕夫一个无可奈何的过错，我就认定他是一个坏员工。
有趣实例：外表吸引定势是指人们会认为那些富有吸引力的人同样也拥有着其他方面社会所认可的特质，如幸福，成功，聪明。这同时也是一种自验效应——富有魅力的人常能得到特殊照顾，如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更高的薪水。
第五名：羊群心理
羊群心理是指倾向于放弃自我意见而随大流，以此来感到安全和防止冲突。羊群心理最普遍的形式是“暴民心理”，主要来自于同辈的压力。羊群心理揭示了时尚之所以可以流行的原因。服饰，汽车，嗜好，风格这些种种都能得到一些群体的共鸣，并引发时尚潮流。
有趣实例：一些看上去平凡无奇，或如何都不能与酷和流行挂上勾的的事物现在可都是拥趸一片，这些得归功于羊群效应。例如跳伞裤、宠物石、胭脂鱼、锥形胸罩、扎染织物、海猴以及80后(顺便一提，上面那张配图就是个80后)。
第四名：感应抵抗
感应抵抗常常怂恿你和束缚自己自主选择的行为对着干。对于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最为普遍，但是所有由于自由或自主选择被束缚，而反抗权威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感应抵抗。这些感应抵抗者本没有非得做出怪异行为的必要，但正是“不能做”才让他们“想去做”。
有趣实例：“叛逆心理”就是人们尝试使用感应抵抗的表现之一。让某人(尤其是孩子)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叛逆，偏不做你想让他做的事。
第三名：双曲贴现
双曲贴现是指人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有很多的研究是有关决策的，一个决策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趣的是，在二中选一的抉择中，时间的延迟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今天就获取20美元，而不选一年后获取100美元。一笔钱现在取比未来取更赚是有所道理的，因为同一美元今天比明天更有价值。假定现在的利率是9%，在这种利率下，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在乎现在取91.74美元，还是一年后取100美元的。但是有趣的是这之间的差额是多少我们才会选择现取而非等待，你是愿意一年后取100美元还是现在取50美元?如果更少40美元呢?多少才会是你的临界点呢?
第二名：承诺升级
承诺升级是指人们对已失败的事情继续进行坚持。人们不断地做出抉择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应当改变那些失败的决策并试着从其反方向着手。但是事实上个人不仅会自我强迫继续坚持选择，还会进一步进行投入——因为他已经沉没成本了。
举例来说，你用半辈子的积蓄来做一笔生意，六个月后，事实证明这必将是个亏本买卖。逻辑上来说，你应当缩减损失并终止生意，但实际上由于你已经注入了你半辈子的积蓄，你会决心将其进行到底，并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希望来使生意运转起来。
第一名：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是指一些实际无用的物质在被人相信有疗效时会产生积极作用。安慰剂效应在医学上尤其普遍，曾有给一位患有疾病的患者吃一片糖片(患者不知情)而病情得到改善的报道。至今为止，安慰剂仍然是一个科学谜题。一些理论说安慰剂可以产生“期望效应”(在不知所服用的不是药片时，期待最容易成为现实)，病患们期待着糖片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所以他们会自我感觉已被治愈。但是这是无法解释无效药片是如何减轻病症的。
有趣实例：当结果显然良好时，学术上称其为“安慰剂”;而当结果是负面或者有害时，就得被称为“反安慰剂”了。
http://www.psychinese.com.cn/show.php?contentid=4917
为什么你未来的自己是一个情绪之谜——投射偏差
作者: 咕咚 – 2009-03-02发表于： 幸福课专栏, 每周推荐
本文译自psyblog：Why Your Future Self is an Emotional Mystery: The Projection Bias
如果我饥肠辘辘地去超市，而且没有清晰的购物清单，那无疑是炮制灾难。除非有钢铁般的意志，我最终会买回一堆垃圾食品。在大饱口福之后，我才会猛然想到：怎么会买了这么些垃圾食品，而忘记大米、面食这些健康的食物？！
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知道该买哪种食物，结果先是在超市里饥饿难耐，接着买一堆垃圾食品，然后又后悔不已。原因就是当我在超市里感到饥饿的那一刻，我与未来的情绪自我失去了联系——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进行了证实。
移情失败（Empathy Failure）
研 究表明，预测未来需求对我们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我们目前的情绪状态压制了它们。这就是所谓的投射偏见（将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等投射到他人身 上，认为他人和自己在这些方面有着一样的倾向；本文中的“投射”特指：以当前的自己投射未来的自己），尽管事实上，我们对问题及其不良后果具备足够的经 验。
那 么，我在饥饿中购买垃圾食品的这种投射偏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研究显示，当我们处在“热”情绪状态下时（比如饥饿），往往会为了眼前的自我满足而忽视长 远的目标。如果我们自以为眼下的行为，是被立即补充能量的迫切需要驱动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会对自己的即时需要感到迫切，并且立即就要满足。这意味着，一旦 饿了，我就会忘记健康饮食的承诺，满脑子只想着能马上给我能量和快乐的——垃圾食品。
但是，这仍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我在饥饿时，面对购买垃圾食品的冲动无能为力。为什么我就想不到未来的自己：吃饱后看着买回的垃圾食品后悔莫及？
事实上，我是有这个预见力的，只是相当微弱。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有投射偏见，还有移情差异（empathy gap）——难以对我们的未来自己移情。在那一刻，被情绪驱动着，我们当前的欲望会突然凌驾于长远目标之上，于是我们不再考虑健康饮食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承诺。
健康或不健康的零食？
这 种效应在Read和van Leeuwen(1998)的研究中被巧妙地证明。一间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下周可以有一次免费的零食，请他们在健康零食（如苹果）和不健康零食 （巧克力） 中做出选择。实验的关键在于询问的时间，一次是在工作人员的午餐之后，一次是在傍晚时分，这意味着他们的状态分别是饱足或饥饿。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还会 被告知将在什么时间得到免费零食：午餐后或傍晚前。
一周后，根据各人选择的实验条件，研究者按照预定的时间再次出现，带着承诺提供的零食。但是这一回，参与者可以选择改变自己一周前的选择。询问他们的时间正是之前提到的那两种：饱足的午餐后，和饥饿的傍晚前，这样共造成了四个不同的实验条件。
给我巧克力吧！
正如研究者所预料的，与一周后面对近在眼前的零食时相比，他们根据预测做出选择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零食。总的来说，人们自以为拥有的健康意识远比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要多。
但研究人员的兴趣在于，两个时间点上的饥饿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移情差异”。具体而言，根据他们现在是饥饿还是饱足、以及预测中未来的自己是饥饿还是饱足，人们分别会对未来的自己产生多少移情？
结果
为 了理解的结果，让我们先来比较这两组条件。第一组被试在午餐后的非饥饿状态下，被询问想在下一周获得哪种零食。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被告知零食在午餐后提供， 而另一些人的零食将在傍晚前提供。所以，现在并不饥饿的人们，要试着预测他们在未来饱足或饥饿时的偏好。56%的人预测未来的自己在饥饿时会选择不健康零 食，而当他们真的饥饿时，88%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相比之下，当他们认为未来的自己并不饥饿时，只有26%的人预测他们会选择不健康零食，但真到了那个时候，70%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关于这个结果有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人们发现：要预测自己以后对食物的需求很困难，即使他们目前并不饿。这表明，投射偏见是双通道的。不仅是“热”的情绪状态下，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未来愿望，当我们在一种放松而平和的状态下，这种偏见也同样存在。
第 二个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对于未来自己的“移情差异”大约在30 ％（56％减去26％）。这里的移情差异是，当我们和未来的自己处于相同和不同的状态时，所做决策之间的差距。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移情差异的定义，研究者 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预先选择，而不是拿预先选择与实际选择来比较。这意味着上述结果不能解释为，人们试图通过预测自己对健康食物的选择来促成自己的实际选 择。
当 让饥饿的参与者，对未来饱足或饥饿的自己做出预测时，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在第二周的饥饿状态下，78％的人在之前的预测中以为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零食，而 事实上却有92％的人选择了它。而第二周处于饱足状态的人中，42%的人曾预测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食物，事实上却有82%的人做出了这个选择。饥饿组预测中 的移情差异是36％（78％减去42％），与前一组基本一样。
尽管这些预测可能不完全准确，却对我们的未来行为有一定的启示。研究者发现，选择健康食品的人与选择不健康食品的人相比，更能坚守于自己的主意。因此，承诺自己会健康饮食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这让你在诱惑出现时更具抵抗力。
总结和解释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人们直接将现在的情绪状态（饥饿或过饱）投射于未来，忘记了当未来果真成为现在时，自己的感觉很可能会不同——这就是投射偏见。基于此，除了“热”情绪之外，我们似乎也会同样地将“中性的”或“冷的”情绪状态投射到未来。
投射偏差的本质在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与想象中的未来状况相符。如果不相符（如实际饥饿和未来饱足），我们的预测始终都不够精确。
尽管本研究的重点放在饥饿，这些结果也很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已经被大量研究的“快乐”。
考虑“投射偏见”的一个有用方式是“锚定和调节”，正如其他常见的偏见（如，错误一致性偏见——高估别人对自己观点的同意程度）一样，我们总是立足于目前的情绪和认知状态，那么可做的调整也必然要基于这个现有的“锚”。
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别人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从而认为别人也与自己具有相同的观点、意见，推而广之，认为别人将来的情绪状态也与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一样——这就是投射偏见。类似地，我们很难预测什么会让将来的自己感到快乐，这就是原因之一。
参文:
Loewenstein, G., O’Donoghue, T., & Rabin, M. (2003). Projection Bias In Predicting Future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209-1248.
Read, D., & van Leeuwen, B. (1998). Predicting Hunger: The Effects of Appetite and Delay on Choi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2), 189-205.
本文译自psyblog：Why Your Future Self is an Emotional Mystery: The Projection Bias
如果我饥肠辘辘地去超市，而且没有清晰的购物清单，那无疑是炮制灾难。除非有钢铁般的意志，我最终会买回一堆垃圾食品。在大饱口福之后，我才会猛然想到：怎么会买了这么些垃圾食品，而忘记大米、面食这些健康的食物？！
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知道该买哪种食物，结果先是在超市里饥饿难耐，接着买一堆垃圾食品，然后又后悔不已。原因就是当我在超市里感到饥饿的那一刻，我与未来的情绪自我失去了联系——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进行了证实。
移情失败（Empathy Failure）
研 究表明，预测未来需求对我们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我们目前的情绪状态压制了它们。这就是所谓的投射偏见（将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等投射到他人身 上，认为他人和自己在这些方面有着一样的倾向；本文中的“投射”特指：以当前的自己投射未来的自己），尽管事实上，我们对问题及其不良后果具备足够的经 验。
那 么，我在饥饿中购买垃圾食品的这种投射偏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研究显示，当我们处在“热”情绪状态下时（比如饥饿），往往会为了眼前的自我满足而忽视长 远的目标。如果我们自以为眼下的行为，是被立即补充能量的迫切需要驱动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会对自己的即时需要感到迫切，并且立即就要满足。这意味着，一旦 饿了，我就会忘记健康饮食的承诺，满脑子只想着能马上给我能量和快乐的——垃圾食品。
但是，这仍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我在饥饿时，面对购买垃圾食品的冲动无能为力。为什么我就想不到未来的自己：吃饱后看着买回的垃圾食品后悔莫及？
事实上，我是有这个预见力的，只是相当微弱。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有投射偏见，还有移情差异（empathy gap）——难以对我们的未来自己移情。在那一刻，被情绪驱动着，我们当前的欲望会突然凌驾于长远目标之上，于是我们不再考虑健康饮食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承诺。
健康或不健康的零食？
这 种效应在Read和van Leeuwen(1998)的研究中被巧妙地证明。一间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下周可以有一次免费的零食，请他们在健康零食（如苹果）和不健康零食 （巧克力） 中做出选择。实验的关键在于询问的时间，一次是在工作人员的午餐之后，一次是在傍晚时分，这意味着他们的状态分别是饱足或饥饿。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还会 被告知将在什么时间得到免费零食：午餐后或傍晚前。
一周后，根据各人选择的实验条件，研究者按照预定的时间再次出现，带着承诺提供的零食。但是这一回，参与者可以选择改变自己一周前的选择。询问他们的时间正是之前提到的那两种：饱足的午餐后，和饥饿的傍晚前，这样共造成了四个不同的实验条件。
给我巧克力吧！
正如研究者所预料的，与一周后面对近在眼前的零食时相比，他们根据预测做出选择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零食。总的来说，人们自以为拥有的健康意识远比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要多。
但研究人员的兴趣在于，两个时间点上的饥饿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移情差异”。具体而言，根据他们现在是饥饿还是饱足、以及预测中未来的自己是饥饿还是饱足，人们分别会对未来的自己产生多少移情？
结果
为 了理解的结果，让我们先来比较这两组条件。第一组被试在午餐后的非饥饿状态下，被询问想在下一周获得哪种零食。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被告知零食在午餐后提供， 而另一些人的零食将在傍晚前提供。所以，现在并不饥饿的人们，要试着预测他们在未来饱足或饥饿时的偏好。56%的人预测未来的自己在饥饿时会选择不健康零 食，而当他们真的饥饿时，88%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相比之下，当他们认为未来的自己并不饥饿时，只有26%的人预测他们会选择不健康零食，但真到了那个时候，70%的人选择了不健康零食。
关于这个结果有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人们发现：要预测自己以后对食物的需求很困难，即使他们目前并不饿。这表明，投射偏见是双通道的。不仅是“热”的情绪状态下，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未来愿望，当我们在一种放松而平和的状态下，这种偏见也同样存在。
第 二个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对于未来自己的“移情差异”大约在30 ％（56％减去26％）。这里的移情差异是，当我们和未来的自己处于相同和不同的状态时，所做决策之间的差距。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移情差异的定义，研究者 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预先选择，而不是拿预先选择与实际选择来比较。这意味着上述结果不能解释为，人们试图通过预测自己对健康食物的选择来促成自己的实际选 择。
当 让饥饿的参与者，对未来饱足或饥饿的自己做出预测时，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在第二周的饥饿状态下，78％的人在之前的预测中以为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零食，而 事实上却有92％的人选择了它。而第二周处于饱足状态的人中，42%的人曾预测自己会选择不健康食物，事实上却有82%的人做出了这个选择。饥饿组预测中 的移情差异是36％（78％减去42％），与前一组基本一样。
尽管这些预测可能不完全准确，却对我们的未来行为有一定的启示。研究者发现，选择健康食品的人与选择不健康食品的人相比，更能坚守于自己的主意。因此，承诺自己会健康饮食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这让你在诱惑出现时更具抵抗力。
总结和解释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人们直接将现在的情绪状态（饥饿或过饱）投射于未来，忘记了当未来果真成为现在时，自己的感觉很可能会不同——这就是投射偏见。基于此，除了“热”情绪之外，我们似乎也会同样地将“中性的”或“冷的”情绪状态投射到未来。
投射偏差的本质在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与想象中的未来状况相符。如果不相符（如实际饥饿和未来饱足），我们的预测始终都不够精确。
尽管本研究的重点放在饥饿，这些结果也很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已经被大量研究的“快乐”。
考虑“投射偏见”的一个有用方式是“锚定和调节”，正如其他常见的偏见（如，错误一致性偏见——高估别人对自己观点的同意程度）一样，我们总是立足于目前的情绪和认知状态，那么可做的调整也必然要基于这个现有的“锚”。
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别人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从而认为别人也与自己具有相同的观点、意见，推而广之，认为别人将来的情绪状态也与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一样——这就是投射偏见。类似地，我们很难预测什么会让将来的自己感到快乐，这就是原因之一。
参文:
Loewenstein, G., O’Donoghue, T., & Rabin, M. (2003). Projection Bias In Predicting Future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209-1248.
Read, D., & van Leeuwen, B. (1998). Predicting Hunger: The Effects of Appetite and Delay on Choi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2), 189-205.
避免记忆偏差其实很简单
作者: JUNESKY
– 2009-03-04发表于： 幸福课专栏
本文译自–psyblog：See How Easily You Can Avoid The Memory Bias
http://www.spring.org.uk/2008/05/see-how-easily-you-can-avoid-memory.php
记忆为什么会偏差？
我们并不总是能做出令自己未来幸福的决策，这是因为记忆偏差总是会令我们的预测落空。因此，为了幸福着想，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记忆偏差是如何使我们的预测落空的。
四周之后就要迎来公众假期，丽正在脑海里筹划着如何度过这个假期。一想到终于可以在温暖的春季里好好地放松一回，丽的心就一阵阵地激动。然而，抱着这种想 法的人并不只有丽一个。一想到全中国的所有其他人都抱着和她相同的想法，到时候所有的旅馆都将爆满，酒吧里人潮涌动，辛辛苦苦在旅馆安顿下来可能又赶上下 雨……如此种种把丽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所有之前觉得有趣的计划似乎都要泡汤了。不过，丽转念一想，或许这个周末不用烦恼，又或者，自己不用如此着急吧。
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上面这种情境都不陌生。当我们要对未来进行计划时，我们会很自然的依据过去经验做判断。我们的记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经验储存库，所有的经 验都与情绪绑定，从而便于我们找出哪些东西可以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幸福。然而，记忆总是会跟我们耍一些小把戏，比如它很容易随着时间而褪色，需要它的时候却 提取不起来，时不时地出现些错误，等等。不仅如此，心理学研究还发现，当我们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做决定时，提取出的记忆信息常常是有偏差的，不是过于积极就 是过于消极，总之都是一些代表性很差的信息。比如，当你试图回忆过去的某类事件时，无论你是有意或者无意，你总会很自然地想起最糟糕的一件事。这就是记忆 偏差（Memory Bias）。
方法
哈佛大学的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向我们完美地揭示了记忆偏差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实验随机选取了62名旅客，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三组，要求每个人回忆一次错过列车的经历以及自己的情绪感受。不过，对三组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问法，具体如下：
1. 请自由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一次经历。
2. 请偏差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一次最糟糕的经历。
3. 请变化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三次经历。
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自由回忆组和偏差回忆组的旅客都描述了很不愉快的经历。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去回忆过去的事件时，会很自然地想到最糟糕的一件。但是，变化 回忆组的旅客却表现得更积极，他们回忆出的三次经历中至少有一件是积极的。换句话说，当要求回忆不止一件事时，回忆出积极的事件才成为可能。
为了了解记忆偏差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情绪的预测，研究者在旅客回忆完之后问他们，如果当天又要错过列车，他们的情绪会怎样。结果让人很吃惊：在三组之 中，自由回忆组的旅客做出了最糟糕的预测，他们认为自己即将体验到最糟糕的情绪，偏差回忆组的旅客做出了相对来说最不糟糕的预测，而在实验前一阶段，这两 个组回忆的过去经历的糟糕程度相当。
为什么呢？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认为，当明确要求他们回忆最糟糕的经历时，他们会意识到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与此相反，当要求他们自由回忆时，他们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但却不会如此认为。因此，自由回忆组的旅客会对未来经历相同事件做出更糟糕的情绪预测。
随后，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又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研究发现，记忆偏差也会出现在预测未来的积极事件时。如果在自由回忆阶段人们想到了一件特别积极的 事件，那么在预测未来发生相同事件的情绪感受时也会更积极。第二个研究发现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自然情境，即预测前不要求他们回忆任何事情时也会出现偏 差。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记忆偏差？
研究发现，有一些直接简单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记忆偏差。当你要去参加一个朋友聚会时，当你准备去吃一顿大餐时，当你要去见牙医时，不妨试试下面这些办法：
1. 多想几件过去经历的类似事件：当所有事件都浮现时，你就能对未来的情绪做出更好的预测。
2. 如果你只能想到一个例子，那么它不是最糟糕的一件就是最幸运的意见。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这样就能纠正你的记忆偏差了。
这两个办法应该能够帮你躲开记忆偏差，做出对未来幸福更有益的正确决策。
http://xingfuke.net/psyblog/xingfuke1299.html
– 2009-03-04发表于： 幸福课专栏
本文译自–psyblog：See How Easily You Can Avoid The Memory Bias
http://www.spring.org.uk/2008/05/see-how-easily-you-can-avoid-memory.php
记忆为什么会偏差？
我们并不总是能做出令自己未来幸福的决策，这是因为记忆偏差总是会令我们的预测落空。因此，为了幸福着想，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记忆偏差是如何使我们的预测落空的。
四周之后就要迎来公众假期，丽正在脑海里筹划着如何度过这个假期。一想到终于可以在温暖的春季里好好地放松一回，丽的心就一阵阵地激动。然而，抱着这种想 法的人并不只有丽一个。一想到全中国的所有其他人都抱着和她相同的想法，到时候所有的旅馆都将爆满，酒吧里人潮涌动，辛辛苦苦在旅馆安顿下来可能又赶上下 雨……如此种种把丽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所有之前觉得有趣的计划似乎都要泡汤了。不过，丽转念一想，或许这个周末不用烦恼，又或者，自己不用如此着急吧。
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上面这种情境都不陌生。当我们要对未来进行计划时，我们会很自然的依据过去经验做判断。我们的记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经验储存库，所有的经 验都与情绪绑定，从而便于我们找出哪些东西可以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幸福。然而，记忆总是会跟我们耍一些小把戏，比如它很容易随着时间而褪色，需要它的时候却 提取不起来，时不时地出现些错误，等等。不仅如此，心理学研究还发现，当我们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做决定时，提取出的记忆信息常常是有偏差的，不是过于积极就 是过于消极，总之都是一些代表性很差的信息。比如，当你试图回忆过去的某类事件时，无论你是有意或者无意，你总会很自然地想起最糟糕的一件事。这就是记忆 偏差（Memory Bias）。
方法
哈佛大学的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向我们完美地揭示了记忆偏差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实验随机选取了62名旅客，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三组，要求每个人回忆一次错过列车的经历以及自己的情绪感受。不过，对三组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问法，具体如下：
1. 请自由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一次经历。
2. 请偏差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一次最糟糕的经历。
3. 请变化回忆组的旅客描述三次经历。
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自由回忆组和偏差回忆组的旅客都描述了很不愉快的经历。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去回忆过去的事件时，会很自然地想到最糟糕的一件。但是，变化 回忆组的旅客却表现得更积极，他们回忆出的三次经历中至少有一件是积极的。换句话说，当要求回忆不止一件事时，回忆出积极的事件才成为可能。
为了了解记忆偏差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情绪的预测，研究者在旅客回忆完之后问他们，如果当天又要错过列车，他们的情绪会怎样。结果让人很吃惊：在三组之 中，自由回忆组的旅客做出了最糟糕的预测，他们认为自己即将体验到最糟糕的情绪，偏差回忆组的旅客做出了相对来说最不糟糕的预测，而在实验前一阶段，这两 个组回忆的过去经历的糟糕程度相当。
为什么呢？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认为，当明确要求他们回忆最糟糕的经历时，他们会意识到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与此相反，当要求他们自由回忆时，他们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但却不会如此认为。因此，自由回忆组的旅客会对未来经历相同事件做出更糟糕的情绪预测。
随后，Carey教授和他的同事又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研究发现，记忆偏差也会出现在预测未来的积极事件时。如果在自由回忆阶段人们想到了一件特别积极的 事件，那么在预测未来发生相同事件的情绪感受时也会更积极。第二个研究发现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自然情境，即预测前不要求他们回忆任何事情时也会出现偏 差。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记忆偏差？
研究发现，有一些直接简单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记忆偏差。当你要去参加一个朋友聚会时，当你准备去吃一顿大餐时，当你要去见牙医时，不妨试试下面这些办法：
1. 多想几件过去经历的类似事件：当所有事件都浮现时，你就能对未来的情绪做出更好的预测。
2. 如果你只能想到一个例子，那么它不是最糟糕的一件就是最幸运的意见。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这样就能纠正你的记忆偏差了。
这两个办法应该能够帮你躲开记忆偏差，做出对未来幸福更有益的正确决策。
http://xingfuke.net/psyblog/xingfuke1299.html
认知偏差
“神也累了”让我给他再推荐几个类似于“刘未鹏”、“杜牛牛”、“同人于野”这种文章的博客，很显然，他对阅读思考“上了瘾”。
那 我就再推荐一个——LiGht’s BloG，剩下的任务就交给大家吧！
看看LiGht的写作风格吧，这里分享他的一篇文章——《我们都是认知 吝啬者》。
=========================
最近读了一些决策行为方面 的书，了解了我们思维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即认知偏差）。
我准备归纳总结一些具有共性的认知偏差，尝试寻找其内在动机，既能与 大家分享，又能警醒自己，这是第一篇。
先看几个例子：
1、 光环效应
网上流传过这么一个段子《这鸡蛋真难吃》，节选一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暗含的逻辑是，这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下的鸡蛋怎么可能会难 吃？
这类认知偏差的特点是，如果某人具有某一优良品质，那 TA 必然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色（相反也成 立）。 将极端的例子列出来，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其中的谬误。但事实上，我们无时不受着这类思维的影响，并且娴熟地运用它诋毁他人。
2、 类比性偏差
“我不支持电影看完以后觉得不好可以退票，这个不可行。就像小姐嫖过以后不能因为不 爽而拒付一样，这需要你在前期选小姐的时候就有独到的眼光。”
这句话出自韩寒的近期博客。多么精彩的句子啊，我看了要连连喝彩。只可惜，这 种类比几乎不包含任何逻辑，因而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不信，我把这句话改一下：
“我不支持衣服买回家之后可以退货，就这个不可行。就像小 姐 嫖过以后不能因为不爽而拒付一样，这需要你在前期选小姐的时候就有独到的眼光。”
句式几乎一样地精彩，一样地具有煽动性和幽默感，只是 结论 却完全不成立了。用类比来代替证明几乎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错误。看完此文的各位读者可跳出此列了！
信文 同学在 《语言层面的逻辑》一文对 此有精彩 阐述，我就偷懒直接引用了。
这类认知偏差的特点是，当某样事物与其它一样事物在某方面有相似之处时，便断定它们在其它方面 也相似。这是国人最擅长的思维谬误，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优良传统。
3、代表性偏差 / 易得性直觉
假 设你对数码产品了解不多，但听说昨天开始发售的 iPad 很酷，于是犹豫是否应该购入一台。这时，某个权威网站（比如 ifanr）调查了 10000 名 iPad 用户，调查结果显示有 85.73% 的用户表示，“iPad 很赞，体验非常棒”。你会如何决策呢，买还是不买？
然后， 某位你很熟悉的人刚好也买了 iPad，比如我。而且我还写了一篇体验文章《iPad Sucks》，不支持多任务，不支持 Flash，第三方应用昂贵，容易误操作，还经常死机，表示非常后悔买了 iPad。此时，你又会如何决策呢？
多 数人在第一次决策时都会选择购买 iPad，然后在第二次决策时动摇甚至放弃这一打算。
但这却是不理智的。我的体验显然不如前面的调查客 观、公正、权威；就算假定我很客观地在评价 iPad，我也只是众多样本中的一个，根本无法改变“85.73% 的用户对 iPad 很满意”这一事实。
这 类偏差的特点是，生动、具体的描述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
这 三类认知偏差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晕轮效应：我讨厌辩证地看待事物，我喜欢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 和坏人两类。
类 比性偏差：我讨厌思考事物之间的深层联系，如果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那么它们就是一 样的。
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 数字什么的最讨厌了，真难记；还是具体的事例能留下深刻印象，所以 它一定是对的。
顺便再说两类有趣的认知偏差：
首应效应：先出现的信息会比后出现的信息影响更大。
近因效应：后出现的信息会比先出现的信息影响更大。
矛盾了吗？其实不矛盾，这两类认知偏差并不会同时出现。首应效应与思考过程有关，近因效应与记忆过程有关。在《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入门》一文中，我提到过：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果一味依赖于海绵式思维，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你将始终相信最后接受的信息，沦为别人思想的木偶。
这便是近因 效应占了上风，究其原因，便是只记忆不思考。
=========================
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认知偏差中，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深入思考，走了思维的捷径。
我们的思维中充满了这样的捷径，它们可能是直觉，可能是常识， 也可能是其它东西。同时，我们天生都是认知吝啬者，总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既然有捷径，为何不走？因此，我们在决策时，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或者过 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寻找更多信息），以减轻认知负担。
这些思维捷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利的——有助于迅速做出接近最优的决策。 但若是一味依赖于此，便会造成不可忽视的思维谬误。
大多数认知偏差都可以归为此类，那么应该如何克服？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一、 了解常见的认知偏差，知己知彼。相关资源推荐：
List of cognitive biases @ Wikipedia
《别做正常的傻瓜》 – 通俗读物，“正常”的决策者为何总做着“傻瓜”的决策？类似的书还有《摇摆》、《怪诞行为学》 等
《决策与判断》 – 相对学术的读物，探讨了人们的决策判断过程，以及一些常见的认知偏差
二、 积极思考。
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1805.html
那 我就再推荐一个——LiGht’s BloG，剩下的任务就交给大家吧！
看看LiGht的写作风格吧，这里分享他的一篇文章——《我们都是认知 吝啬者》。
=========================
最近读了一些决策行为方面 的书，了解了我们思维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即认知偏差）。
我准备归纳总结一些具有共性的认知偏差，尝试寻找其内在动机，既能与 大家分享，又能警醒自己，这是第一篇。
先看几个例子：
1、 光环效应
网上流传过这么一个段子《这鸡蛋真难吃》，节选一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暗含的逻辑是，这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下的鸡蛋怎么可能会难 吃？
这类认知偏差的特点是，如果某人具有某一优良品质，那 TA 必然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色（相反也成 立）。 将极端的例子列出来，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其中的谬误。但事实上，我们无时不受着这类思维的影响，并且娴熟地运用它诋毁他人。
2、 类比性偏差
“我不支持电影看完以后觉得不好可以退票，这个不可行。就像小姐嫖过以后不能因为不 爽而拒付一样，这需要你在前期选小姐的时候就有独到的眼光。”
这句话出自韩寒的近期博客。多么精彩的句子啊，我看了要连连喝彩。只可惜，这 种类比几乎不包含任何逻辑，因而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不信，我把这句话改一下：
“我不支持衣服买回家之后可以退货，就这个不可行。就像小 姐 嫖过以后不能因为不爽而拒付一样，这需要你在前期选小姐的时候就有独到的眼光。”
句式几乎一样地精彩，一样地具有煽动性和幽默感，只是 结论 却完全不成立了。用类比来代替证明几乎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错误。看完此文的各位读者可跳出此列了！
信文 同学在 《语言层面的逻辑》一文对 此有精彩 阐述，我就偷懒直接引用了。
这类认知偏差的特点是，当某样事物与其它一样事物在某方面有相似之处时，便断定它们在其它方面 也相似。这是国人最擅长的思维谬误，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优良传统。
3、代表性偏差 / 易得性直觉
假 设你对数码产品了解不多，但听说昨天开始发售的 iPad 很酷，于是犹豫是否应该购入一台。这时，某个权威网站（比如 ifanr）调查了 10000 名 iPad 用户，调查结果显示有 85.73% 的用户表示，“iPad 很赞，体验非常棒”。你会如何决策呢，买还是不买？
然后， 某位你很熟悉的人刚好也买了 iPad，比如我。而且我还写了一篇体验文章《iPad Sucks》，不支持多任务，不支持 Flash，第三方应用昂贵，容易误操作，还经常死机，表示非常后悔买了 iPad。此时，你又会如何决策呢？
多 数人在第一次决策时都会选择购买 iPad，然后在第二次决策时动摇甚至放弃这一打算。
但这却是不理智的。我的体验显然不如前面的调查客 观、公正、权威；就算假定我很客观地在评价 iPad，我也只是众多样本中的一个，根本无法改变“85.73% 的用户对 iPad 很满意”这一事实。
这 类偏差的特点是，生动、具体的描述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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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三类认知偏差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晕轮效应：我讨厌辩证地看待事物，我喜欢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 和坏人两类。
类 比性偏差：我讨厌思考事物之间的深层联系，如果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那么它们就是一 样的。
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 数字什么的最讨厌了，真难记；还是具体的事例能留下深刻印象，所以 它一定是对的。
顺便再说两类有趣的认知偏差：
首应效应：先出现的信息会比后出现的信息影响更大。
近因效应：后出现的信息会比先出现的信息影响更大。
矛盾了吗？其实不矛盾，这两类认知偏差并不会同时出现。首应效应与思考过程有关，近因效应与记忆过程有关。在《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入门》一文中，我提到过：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果一味依赖于海绵式思维，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你将始终相信最后接受的信息，沦为别人思想的木偶。
这便是近因 效应占了上风，究其原因，便是只记忆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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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认知偏差中，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深入思考，走了思维的捷径。
我们的思维中充满了这样的捷径，它们可能是直觉，可能是常识， 也可能是其它东西。同时，我们天生都是认知吝啬者，总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既然有捷径，为何不走？因此，我们在决策时，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或者过 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寻找更多信息），以减轻认知负担。
这些思维捷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利的——有助于迅速做出接近最优的决策。 但若是一味依赖于此，便会造成不可忽视的思维谬误。
大多数认知偏差都可以归为此类，那么应该如何克服？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一、 了解常见的认知偏差，知己知彼。相关资源推荐：
List of cognitive biases @ Wikipedia
《别做正常的傻瓜》 – 通俗读物，“正常”的决策者为何总做着“傻瓜”的决策？类似的书还有《摇摆》、《怪诞行为学》 等
《决策与判断》 – 相对学术的读物，探讨了人们的决策判断过程，以及一些常见的认知偏差
二、 积极思考。
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1805.html
认知偏差：人类是怎样通过犯错误来适应世界的？
非言语 2012-03-02 10:00:27
在人类的行为手册中没有“正确选项”，只有“错误肯定”或“错误否定”，至少在某些进化心理学家眼中是这样的。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必须通过犯错误来适应它。
有人说，“他人即是地狱”；也有人说，“老子天下第一”。前一种是高估了危险；后一种是高估了自己。这些都是认知偏差。
每个人都会犯很多类似的认知偏差，例如人们在判断他人行为原因的时候，容易高估性格的影响而低估环境的作用。比如把别人的沉默当做内向，却忽视了你们之前缺乏共同语言。而男人在判断女人是否喜欢自己的时候，又常常是一个乐天派，对方的回眸一笑常常会被他们理解成为以身相许。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认知偏差呢？
错误背后的进化逻辑
如何解释认知偏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经济学家认为，大脑通常采用简单程序应对复杂环境，因此出现偏差在所难免。而社会心理学家则认为，认知偏差跟自我中心的思维倾向有关，是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保持自尊或者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不过，进化心理学家哈瑟尔顿（M. G. Haselton）和列托（D. Nettle）认为目前已有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给出的都是表面答案。他们提出了错误管理理论，认为通常的决策不是犯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哪种错误的问题。
简单地说，错误管理理论认为人类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通常面临着出现差错的风险。这些错误可以分为两类：错误肯定和错误否定。
错误肯定是把噪音当成信号，比如把没病的人识别为有病的；而错误否定则是把信号当成噪音，比如把有病的人识别为没病的。两类错误，在进化环境中通常具有的代价是不同的。
哈瑟尔顿和列托认为，许多认知偏差都是自然选择配备给人们的行为手册，指导人们以犯错误的方式适应世界，因为如果不犯这种错误，就可能会犯代价更高的错误。举例来说，把有毒的蘑菇当成没毒的风险就远远高于相反的情形。因此，假如一个原始人在野外找吃的，看到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蘑菇，在不能判断对方是否有毒的情况下，假设蘑菇有毒的代价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种判断可能是错的），顶多就是挨饿。可这位老兄要是饥不择食，假设蘑菇是没毒的，恐怕就有中毒身亡的代价。因此，认为不熟悉的蘑菇可能有毒的错误感知和判断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有些错误其实很靠谱
错误管理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许多有趣的心理现象，下面列举一些有趣的案例。
同样的音量变化，当音量升高时，人们会高估音量变化的幅度。这是因为音量升高常常意味着某一物体趋近自己，人们高估这种冲向自己物体的速度无疑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因为对方极有可能是来者不善的天敌。类似地，同样一段垂直距离，从上往下看时，人们会高估这段距离的深度。这会让人在面临高度情景时更加小心翼翼，以免失足。
人们更容易把没病的人看成有病的，而不是相反。比如，他们在下意识里会把残疾人、破相者以及肥胖者跟疾病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病人看待。这样做的损失通常很小，也就显得自己很不友好、善良而已；但如果他们把有病的人当成没病的，在缺医少药的蛮荒时代，那危险就大多了，很可能被疾病传染，甚至死掉。
排外心理也跟认知偏差有关。虽然陌生人不一定都是坏人，问题是人们通常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精确判断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既可能把好人当成坏人，也可能把坏人当成好人。这两种判断的代价不同，把坏人当成好人的代价无疑更大。因此默认陌生人是坏人的排外心理，其实是帮助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锦囊妙计。
男女之间的认知偏差有别。图片来源：allotmentheaven.blogspot.com
男女犯错，各有特色
错误管理理论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单单说明了人类共同的心理偏差现象，也有力地预测和解释了男女两性在择偶领域为什么会犯不同的错误。这些错误所以存在和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相比另外的错误，它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和更少的坏处。
对女人来说，听到男人说“我爱你”是令人激动的浪漫情节。问题在于，男人的承诺可能是真心真意，也可能是虚情假意。一个女人可能把真的承诺当成假的，也可能把假的承诺当成真的。两种错误之中，后者带来的代价对她们而言尤为沉重。因此，女性可能会“错误”地低估男性承诺的可靠程度。男人的山盟海誓和甜言蜜语于是在女人可能会进行默认地烘干处理，以便减少水分。
2000年，哈瑟尔顿和巴斯（D. M. Buss）通过两个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他们要求男女大学生评价一系列男女交往的行为，判断它们多大程度上代表对方有意愿跟自己发展长期关系，结果发现女生打分明显低于男生。
除此之外，女性的认知偏差还包括高估男性的强暴意图。由于在进化环境中女性经常面临遭遇男性强暴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排卵期时更为严重。因此，排卵期女性可能会“错误”地高估男性的强暴意图。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新墨西哥大学的嘉沃-阿帕格(C. E. Garver-Apgar)等人招募了一批男大学生进行录像，要他们冲两个录像的女学生说明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更合适的约会对象，然后要求观看录像的女大学生评价两位男性的人格特征包括对方的强暴倾向。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女性，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认为对方更可能采用暴力手段对付自己。
男性的认知偏差则有自己的特色。在进化环境中，男性留下后代的数目受到跟自己发生关系的女性个数的限制，一个男人拥有更多的交配机会无疑会使他可能留下更多后代。因此在判断对方是否钟意自己的时候，男人常常会犯一种“自作多情”的错误：他们偏执地认为某个对自己微笑的女人爱上了自己。因为相比这种错误，低估女性对自己兴趣的代价反而更大。
2005年，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迈纳（J. K. Maner）等人发现观看浪漫影片之后，男性的择偶动机被激发，他们因此认为美貌的女性会为自己而春心荡漾。女性可没有这么自负，无论男性长相如何，浪漫电影都不会让她们有这种幻觉。在此之前的2003年，哈瑟尔顿通过询问当事人的方法，发现女性通常抱怨自己的心思被男性误解，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的善意过度解读为爱意，男性则没有这种令人尴尬的遭遇。
2008年，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安德鲁斯（P. W. Andrews）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男性认知偏差，即他们容易高估伴侣背叛的可能。虽然女性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即认为她的男人跟其他女人上床而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不过男人犯这种错误的几率远远高于女性。这可能跟男性低低估这种风险的代价太大有关：被戴绿帽子之后，他们不只失去了自己的女人，还有可能帮别人养孩子。
错误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人是通过犯错来适应世界的。很多时候，如果想错了，那就做对了。因为大脑倾向于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适应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犯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错。
参考文献
Andrews, P. W., Gangestad, S. W., Miller, G. F., Haselton, M. G., Thornhill, R., & Neale, M. C. (2008). Sex differences in detecting sexual infidelity: Results of a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sensitivity of sex differences to underreporting. Human Nature, 19, 347-373.
Garver-Apgar, C. E., Gangestad, S. W., & Simpson, J. A. (2007). Women’s perceptions of men’s sexual coerciveness change across the menstrual cycl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Special Issu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39, 536-540.
Haselton, M. G. (2003). The 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 Evidence of a systematic bias in men from a survey of naturally occurring ev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7, 34-47.
Haselton, M. G., Bryant, G. A., Wilke, A., Frederick, D. A., Galperin, A., Frankenhuis, W. E., & Moore, T. (2009). Adaptive rationalit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bias. Social Cognition, 27, 733–763.
Haselton, M. G., & Buss, D. M. (2000). 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biases in cross-sex mind rea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1-91.
Haselton, M. G., & Nettle, D. (2006). The paranoid optimists: An integrative evolutionary model of cognitive bias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47-66. Maner, J. K.,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Becker, D. V., Robertson, T., Hofer, B., et al. (2005). Functional projection: How fundamental social motives can bias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63-78
http://www.guokr.com/article/104420/
在人类的行为手册中没有“正确选项”，只有“错误肯定”或“错误否定”，至少在某些进化心理学家眼中是这样的。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必须通过犯错误来适应它。
有人说，“他人即是地狱”；也有人说，“老子天下第一”。前一种是高估了危险；后一种是高估了自己。这些都是认知偏差。
每个人都会犯很多类似的认知偏差，例如人们在判断他人行为原因的时候，容易高估性格的影响而低估环境的作用。比如把别人的沉默当做内向，却忽视了你们之前缺乏共同语言。而男人在判断女人是否喜欢自己的时候，又常常是一个乐天派，对方的回眸一笑常常会被他们理解成为以身相许。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认知偏差呢？
错误背后的进化逻辑
如何解释认知偏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经济学家认为，大脑通常采用简单程序应对复杂环境，因此出现偏差在所难免。而社会心理学家则认为，认知偏差跟自我中心的思维倾向有关，是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保持自尊或者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不过，进化心理学家哈瑟尔顿（M. G. Haselton）和列托（D. Nettle）认为目前已有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给出的都是表面答案。他们提出了错误管理理论，认为通常的决策不是犯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哪种错误的问题。
简单地说，错误管理理论认为人类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通常面临着出现差错的风险。这些错误可以分为两类：错误肯定和错误否定。
错误肯定是把噪音当成信号，比如把没病的人识别为有病的；而错误否定则是把信号当成噪音，比如把有病的人识别为没病的。两类错误，在进化环境中通常具有的代价是不同的。
哈瑟尔顿和列托认为，许多认知偏差都是自然选择配备给人们的行为手册，指导人们以犯错误的方式适应世界，因为如果不犯这种错误，就可能会犯代价更高的错误。举例来说，把有毒的蘑菇当成没毒的风险就远远高于相反的情形。因此，假如一个原始人在野外找吃的，看到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蘑菇，在不能判断对方是否有毒的情况下，假设蘑菇有毒的代价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种判断可能是错的），顶多就是挨饿。可这位老兄要是饥不择食，假设蘑菇是没毒的，恐怕就有中毒身亡的代价。因此，认为不熟悉的蘑菇可能有毒的错误感知和判断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有些错误其实很靠谱
错误管理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许多有趣的心理现象，下面列举一些有趣的案例。
同样的音量变化，当音量升高时，人们会高估音量变化的幅度。这是因为音量升高常常意味着某一物体趋近自己，人们高估这种冲向自己物体的速度无疑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因为对方极有可能是来者不善的天敌。类似地，同样一段垂直距离，从上往下看时，人们会高估这段距离的深度。这会让人在面临高度情景时更加小心翼翼，以免失足。
人们更容易把没病的人看成有病的，而不是相反。比如，他们在下意识里会把残疾人、破相者以及肥胖者跟疾病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病人看待。这样做的损失通常很小，也就显得自己很不友好、善良而已；但如果他们把有病的人当成没病的，在缺医少药的蛮荒时代，那危险就大多了，很可能被疾病传染，甚至死掉。
排外心理也跟认知偏差有关。虽然陌生人不一定都是坏人，问题是人们通常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精确判断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既可能把好人当成坏人，也可能把坏人当成好人。这两种判断的代价不同，把坏人当成好人的代价无疑更大。因此默认陌生人是坏人的排外心理，其实是帮助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锦囊妙计。
男女之间的认知偏差有别。图片来源：allotmentheaven.blogspot.com
男女犯错，各有特色
错误管理理论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单单说明了人类共同的心理偏差现象，也有力地预测和解释了男女两性在择偶领域为什么会犯不同的错误。这些错误所以存在和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相比另外的错误，它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和更少的坏处。
对女人来说，听到男人说“我爱你”是令人激动的浪漫情节。问题在于，男人的承诺可能是真心真意，也可能是虚情假意。一个女人可能把真的承诺当成假的，也可能把假的承诺当成真的。两种错误之中，后者带来的代价对她们而言尤为沉重。因此，女性可能会“错误”地低估男性承诺的可靠程度。男人的山盟海誓和甜言蜜语于是在女人可能会进行默认地烘干处理，以便减少水分。
2000年，哈瑟尔顿和巴斯（D. M. Buss）通过两个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他们要求男女大学生评价一系列男女交往的行为，判断它们多大程度上代表对方有意愿跟自己发展长期关系，结果发现女生打分明显低于男生。
除此之外，女性的认知偏差还包括高估男性的强暴意图。由于在进化环境中女性经常面临遭遇男性强暴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排卵期时更为严重。因此，排卵期女性可能会“错误”地高估男性的强暴意图。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新墨西哥大学的嘉沃-阿帕格(C. E. Garver-Apgar)等人招募了一批男大学生进行录像，要他们冲两个录像的女学生说明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更合适的约会对象，然后要求观看录像的女大学生评价两位男性的人格特征包括对方的强暴倾向。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女性，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认为对方更可能采用暴力手段对付自己。
男性的认知偏差则有自己的特色。在进化环境中，男性留下后代的数目受到跟自己发生关系的女性个数的限制，一个男人拥有更多的交配机会无疑会使他可能留下更多后代。因此在判断对方是否钟意自己的时候，男人常常会犯一种“自作多情”的错误：他们偏执地认为某个对自己微笑的女人爱上了自己。因为相比这种错误，低估女性对自己兴趣的代价反而更大。
2005年，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迈纳（J. K. Maner）等人发现观看浪漫影片之后，男性的择偶动机被激发，他们因此认为美貌的女性会为自己而春心荡漾。女性可没有这么自负，无论男性长相如何，浪漫电影都不会让她们有这种幻觉。在此之前的2003年，哈瑟尔顿通过询问当事人的方法，发现女性通常抱怨自己的心思被男性误解，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的善意过度解读为爱意，男性则没有这种令人尴尬的遭遇。
2008年，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安德鲁斯（P. W. Andrews）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男性认知偏差，即他们容易高估伴侣背叛的可能。虽然女性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即认为她的男人跟其他女人上床而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不过男人犯这种错误的几率远远高于女性。这可能跟男性低低估这种风险的代价太大有关：被戴绿帽子之后，他们不只失去了自己的女人，还有可能帮别人养孩子。
错误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人是通过犯错来适应世界的。很多时候，如果想错了，那就做对了。因为大脑倾向于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适应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犯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错。
参考文献
Andrews, P. W., Gangestad, S. W., Miller, G. F., Haselton, M. G., Thornhill, R., & Neale, M. C. (2008). Sex differences in detecting sexual infidelity: Results of a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sensitivity of sex differences to underreporting. Human Nature, 19, 347-373.
Garver-Apgar, C. E., Gangestad, S. W., & Simpson, J. A. (2007). Women’s perceptions of men’s sexual coerciveness change across the menstrual cycl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Special Issu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39, 536-540.
Haselton, M. G. (2003). The 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 Evidence of a systematic bias in men from a survey of naturally occurring ev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7, 34-47.
Haselton, M. G., Bryant, G. A., Wilke, A., Frederick, D. A., Galperin, A., Frankenhuis, W. E., & Moore, T. (2009). Adaptive rationalit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bias. Social Cognition, 27, 733–763.
Haselton, M. G., & Buss, D. M. (2000). 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biases in cross-sex mind rea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81-91.
Haselton, M. G., & Nettle, D. (2006). The paranoid optimists: An integrative evolutionary model of cognitive bias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47-66. Maner, J. K.,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Becker, D. V., Robertson, T., Hofer, B., et al. (2005). Functional projection: How fundamental social motives can bias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63-78
http://www.guokr.com/article/104420/
偏差-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違反規範的行為就是偏差〈Deviance〉(Stark,1997)一般說來，偏差的定義亦有很廣泛的意含，基本上，就是指當行為違反了規範便稱這種行為為偏差，由此不難知道，偏差在各個社會的定義是大不相同的，因為在每一個社會當中所有規範也有其不同之處，所以偏差行為的界定也會隨之有所差異，例如：在阿拉伯回教社會裡，男性可以一夫多妻，但是在基督宗教的社會裡卻是偏差的行為，因為在基督教裡一夫多妻是違反他們的社會規範的，在基督社會裡只允許一夫一妻制，甚至於在某一些教派裡，連離婚都有可能是一種違反規範的行為，因此可見偏差的是會隨著社會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別。既然已經知道偏差所指涉的是違反社會規範，在這裡順帶提到犯罪的定義，所謂犯罪〈Crime〉所指涉的就是違法的行為，像是強盜、偷竊、攻擊、謀殺……等行為均屬之，違法指的就是違反社會當中法律制定，一般說來，法律就是規範和價值的最低限度和界線，當為行為構成了犯罪之後，必定也違反了規範。
簡單舉例來說，在課堂當中睡覺是一種偏差行為卻不見得是違法的行為，而搶取他人財貨、殺害他人的性命就是一件既嚴重違反規範也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由此得知，犯罪行為和偏差行為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犯罪是更甚於偏差的行為失當，在處理方面，偏差的處理方式可以用非正式的社會控制來約束和改正，像是規勸或是輔導就是，不見得一定要使用到正式的社會控制，（好比說是監獄，就是一種正式的社會控制）就有可能導正行為錯誤，而犯罪則是因為已經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必須依據正式的社會控制的方法，像是進入監獄或是審判死刑，依其違反法律情節重大與否來判定。偏差與犯罪兩者的比較如下表4。
表4 偏差與犯罪比較
違反法律 | 違反規範 | 處理的社會控制 | 例子 | |
偏差 | 不一定 | 有 | 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或是正式的社會控制 | 上課打瞌睡、隨地亂丟垃圾、說謊騙人。 |
犯罪 | 有 | 有 | 正式的社會控制 | 販毒、搶劫、偷竊、謀殺、毀謗、詐欺。 |
一般來說，要探索偏差的行為的成因和和遏止的研究以及理論相當的多，以下將列舉另一個理論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這個理論是關於偏差行為是否會因為外在的因素而有所強化其行為的理論。
四.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
標籤理論是指關於偏差像是一個類似連鎖反應的行為，當作行為者在初犯了偏差行為後，在被社會中的他人貼上是此人犯有偏差行為的標籤後，不但沒有改善行為，反而還繼續做出違反規範的行為(Stark, Rodney, 1997)此即為標籤理論所指的效果。這裡有兩個相關的概念，就是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以及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
初級偏差的定義為在標籤理論當中，一個導致被貼上標籤的偏差行為就是初級偏差，次級偏差的定義為一個因為犯了偏差行為而對他人貼上不好的標籤之後，反而對此不良的標籤有所反應，並且繼續持續這樣的偏差行為，這種因為他人貼標籤持續的偏差行為就叫做次級偏差(Stark, Rodney, 1997)。例如：當一個人第一次違反規範的時候，人們會給此人貼上標籤，這些標籤例如是：胖子，髒鬼、懶惰…..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第一次隨地吐痰被發現，人們可能會稱此人為髒鬼，而此人的偏差行為就稱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而稱此人為髒鬼的動作就叫做貼上標籤〈Labeling〉，當人們在給這個人貼上「髒鬼」的標籤之後，此人很有可能因為人們給他貼上的標籤而有了「越是說我違反規範，越是要做違反規範的行為給人家看！」的心態，便因此就繼續行使吐痰這個偏差行為，當此人因為被貼上標籤而繼續吐痰的行為，標籤理論將其定義為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在標籤理論當中指出，次級偏差的行為是初級偏差行為的延續，藉由貼標籤的動作反而使的這樣偏差行為繼續行使。
因為，在貼上標籤稱某人為髒鬼、酒鬼，會使得這個人身邊的人也這樣去認識他，對他產生裡相同的觀感，使得此人在尚未和他人互動之前，就破壞了此人的人際關係，使此人的人際關係受到限制，或者，使他人在與此人做互動之時，便以這樣的形象來和他互動，讓他原本可以改過的機會又變得更加得少，加上當他人將此人貼上酒鬼、髒鬼的標籤之際，便使得此人在對於自我認知的概念上受到影響，使此人對自我的認知上也認同了這樣的觀感，或甚至於是有了錯誤的自我認同，就落入了行使偏差行為的連鎖反應裡不停的重複，因為貼了標籤反而變成「一不作，二不休」的思考。在這裡偏差的行為區分為初級偏差與次級偏差，指的是行為上得做的順序，而不見得是程度上的差別。當然，有些次級偏差和初級偏差行為之間的確有著強弱的關係，不過在這裡並不討論這個部分。
貼標籤這個動作是人們日常生活當中，一個很常見的行為，但是在偏差行為當中，人們給他人貼上標籤的動作，往往會使得被貼標籤的人似乎沒有機會讓自己從違反規範中導正回來，當然，在好的習慣方面，要是特定替某學生貼上好的標籤，也有資料發現的確是可以讓學生持續某一件良好的行為，因此，貼標籤這個動作，的確是人們必須要在日常生活當中注意的一個行為，或許，可以因為人們的小心使用，而讓偏差的行為較少，減少一些因標籤而繼續延伸的次級偏差。
易混淆概念介紹：
在現代社會的領域裡，常有一些字詞的組成相當相似，但是在其基本意義上卻不見得是指涉同一個概念，在此，試著將幾個常見的字詞做概念上的區分，希望能對這些概念能有所了解和助益，在此列舉以下這些概念：次級團體、次文化、次級偏差、次文化的偏差……等這些概念在字面上都有其相似之處，但是在意義上確有其大不相同的涵義，基本上，這些自原本的原文也都有不太相同的意義。最後將四個概念以表格方式整理，以釐清這些概念的意義，如下表5。
次級團體 | 次級偏差 | 次文化 | 次文化的偏差 | |
原文 | Secondary group | Secondary deviance | Subculture | Subcultural deviance |
對應概念 | 初級團體 Primary group | 初級偏差 Primary deviance | 主流文化 culture | 主流文化 culture |
概念 | 對應於初級團體，是指團體成員的成員當中，彼此的親密性和歸屬感比較弱，彼此之間也有共同追求的目的和信念，但是在彼此情感層面的需求上，沒有初級團體來的強烈。 | 對應於初級偏差，是指偏差行為因為次級偏差的行為是初級偏差行為的延續，藉由貼標籤的動作反而使的這樣偏差行為繼續下去。 | 相對於主流文化，其他非主流團體的文化，就稱之為次文化。 | 相對於主流文化，次文化的團體成員，因此也會依照次文化團體的模式來行事，但是這些行為在次文化團體的成員是符合規範的，但是相對於主流文化，可能就是違反規範的偏差行為。 |
「次」 的 用義 | 意味強弱，這裡的次級〈Secondary〉，指的是親密性情感和歸屬感的強弱，是意為次級團體成員間的情感和歸屬感較初級團體的成員來的弱。 | 意味順序，此次級〈Secondary〉，指的是，因為貼上標籤後，接續在初級偏差之後的偏差行為，次級偏差發生的順序晚於初級偏差。 | 意味著大小，這裡的次〈Sub〉，次文化是在社會當中主流文化之下，部份小團體的規範和價值，指的是社會主流文化和次文化團體的大小關係。 | |
例子 | 公司同事，學校同學 | 被標籤為酒鬼的行為偏差者，依舊繼續飲酒過量， | 嬉皮文化、Hip-hop、哈日風、哈韓風。 | |
表5 次級團體、次級偏差、次文化及次文化偏差比較表
參考書目：
Stark, Rodney, （1998）.Sociology. Belmont, Calif. : Wadsworth.
李亦園〈1984〉。當前青年次文化的觀察，中國論壇，205期。
高強華〈1993〉。青少年次文化的了解和應用，台灣教育，511期。
偏差-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
偏差
偏差（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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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偏差
偏差又称为表观误差，是指个别测定值与测定的平均值之差，它可以用来衡量测定结果的精密度高低[1]。在统计学中，偏差可以用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有偏采样与有偏估计。一个有偏采样是对总样本集非平等采样，而一个有偏估计则是指高估或低估要估计的量。
偏差不一定有害。尽管一个有偏采样会难以分析或引起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推断，但是有偏估计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一些好的特性，例如较小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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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分类
1、绝对偏差：是指某一次测量值与平均值的差异。
2、相对偏差：是指某一次测量的绝对偏差占平均值的百分比。
3、标准偏差：是指统计结果在某一个时段内误差上下波动的幅度。
4、平均偏差：是指单项测定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取绝对值）之和，除以测定次数。
5、相对标准偏差：是指标准偏差占平均值的百分率。平均偏差和相对平均偏差都是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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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与精密度
精密度是指一样品多次平行测定结果之间的符合程度，用偏差表示。偏差越小，说明测定结果精密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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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与误差[2]
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值之间的差值。用误差衡量测量结果的准确度，用偏差衡量测量结果的精密度；误差是以真实值为标准，偏差是以多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标准。
误差与偏差的含义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但是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真实值是不知道的(测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测得真实值)，因此处理实际问题时常常在尽量减小系统误差的前提下，把多次平行测量值当作真实值，把偏差当作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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