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了之后-范学得

作者：范学得





1.别误解了唯物主义 　


有朋友问我，大陆今天流行的追求享乐、追求物质实惠的价值观，是否与过去多年宣传的唯物论有关。我一想再想，还是觉得这问题真难回答，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


当年恩格斯为辩证唯物论辩护时说，在庸人的眼睛中，唯物主义就等于吃喝、玩乐、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的确有人这样误解过唯物主义，但也的确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自己就这样地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糟蹋了（至于宣扬唯物主义的人们实际上行的是什么，不说也罢）。 这两者，都是事实。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自古有之。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当年曾经对我说过，“Materialism”这个词，其实应翻译为“物本论”，而不是“唯物论”。 “物本论”者，以物为本也。这个“本”，是本源、本根、本质的意思。唯物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精神，都可用物质及其运动的不同形态来解释。至于那种认为只有物质利益才是实在的、重要的观点，不应称为唯物主义，只能名之为“实利主义”。 许多人表面上信奉唯物主义，但指导自己生活的，却是“实利主义”，而他们之所以喜欢“实利主义”，恰恰是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或者说，实惠。


严肃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从来都鄙视只追求物质享乐的“实利主义”。古希腊的唯物论者伊壁鸠鲁经常被说成是“实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这实在是误解了他。不错，伊壁鸠鲁是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又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但伊壁鸠鲁所追求的快乐却不是享乐，更不是放荡，而是“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是“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不断地饮酒取乐，享受童子与妇人的欢乐，或享受有鱼的盛宴，以及其他的珍馐美馔，都不能使生活愉快”。（注一）因此，他主张养成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按照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西方唯物主义的鼻祖德谟克里特也说：“幸福和不幸居于灵魂之中。”“人们通过享乐上的节制和生活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 （注二）


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对人成为金钱的奴隶，说那是异化，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人间实现天堂。


主张唯物论的，虽然大都是无神论者，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伊壁鸠鲁就坚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不过问人间的是是非非。激烈地攻击基督教的，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主要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实践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就连保守的黑格尔都看到这一点了，说他们攻击的是天主教中最无耻的迷信、教权、愚蠢、出卖良心，并且，无耻和不义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年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都辩论过。尽管这两个学派在哲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保罗既没有拉一个，也没有打一个。他单刀直入要“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因为上帝 “离我们各人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一个可信的凭据” （注三）。


文化大革命中，天天宣传唯物主义，但追求享乐，追求物质实惠的价值观并没有成为主导的世界观，流行的口号反而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由此可见，追求享乐，追求物质实惠的价值观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千万别一看到“唯物” ，就联想到吃喝玩乐，或者吃喝嫖赌。


2.我们中国人哪


当年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张岱年先生还指点我要区分两种价值观：即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老庄哲学，这都属于哲学价值观，虽然它们对社会的确有深刻的影响，并得到当权者的推崇；但是，盘踞在人心深处的（包括当权者内心深处的）、在社会上真正通行的，却是世俗的价值观。世俗价值观的核心是追求福禄利寿、升官发财、功名富贵，多子多孙，但最后一条只是过去通行过，现在不兴了。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如果一个中国人有点异想天开了，亲朋好友往往会劝他“实际一点吧”。这个“实际”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与物，而是要你别逆着社会潮流走，要随大流。而这个潮流的大趋势就是追求实惠、实际利益、实际效果，实实在在的好处。


十八世纪来北京传教的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就比较过，说中国人非常注重实效，而欧洲人则是异想天开。那时还没有胡适博士介绍过来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后来传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也变味了。与那个“有效、有用”相连的，就不是真理的证实问题了，而是怎么样地处理实际生活或者说有什么好处。


深感于中国的老百姓太讲实用了，孙隆基曾经愤愤地说，“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 （注四）。这话不全是夸张，连词都造得这么巧，把“养”和“活”连在一起，叫“养活”。俗话讲的是“养生”，“养气”，“养病”，“养家”，“养孩子”，“养身子”，“养精神”，“养老”，“养活自己”，“奉养二老”，“养父养母养子养女”，等等。就连“大同世界”，讲的也是个“皆有所养”。


与这个“养”字相联系的，是“吃”。就民族而论，我们中国人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天下第一吃。“天上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上长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我们什么都吃。”这么说绝不为过。“民以食为天”，这就是中国人的民生观。小时候早上起来上公共厕所，就在那样的臭气熏天处，大家彼此亲切问候的第一句话也是：“吃过了没有”？来到了海外，一到一群中国人聚到一起，无论多么有层次的，硕士层，博士层，但闲聊，不出三五句，准会聊到吃，雅称是食文化。最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起来造反了，口号居然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竟然是“讲究吃穿”。


中国人讲究实用的民族特性，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分不开的。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他说：“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它厌恶抽象名词，“中国人在判断某论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 （注五），要“合情合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当年领导改革开放时，虽然他讲了许多话，但最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另一句是“摸着石头过河”。


1949年，革命了。革着革着，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不管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笔者曾被灌输过这种世界观，后来也向别人灌过。什么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我上学的那个年月，人们说这套大道理听起来挺玄的，现在的说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国人明白它，又有谁感兴趣？有是有，不多。这个，先不管它。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那种精神特点，他们认为那套大道理“不实在”，用我父亲的话说，叫不能拿着当饭吃。


不过，那套道德观，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对中国人民却影响甚深。它最明显的特色，除了阶级道德论外，就是在革命旗号下宣传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即为了革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可以名之为“革命的禁欲主义”。从我明白事时起，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艰苦朴素”，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等等，等等。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模范人物，家喻户晓，什么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特别是雷锋，年年学，从小孩子刚进幼儿园起就学。不能不承认，在这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教育下，当年的确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们严于克己，遵守纪律，鄙视享乐，无私地奉献，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气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否定，他们的确是有献身精神的，是理想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欲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女孩子穿条裙子都是腐化堕落的苗头。生活本来已经苦不堪言了，但还叫你吃忆苦饭，咽下去后还得思甜，就连人之大欲也被革命革得够可以的了，那八个样本戏中的女主角，个个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妇，不近男色。


当然，那个“欲”只是让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这另当别论。需要点明的只有一点，到了老百姓渐渐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欲的大人物们是如何如何地纵欲之后，“革命的禁欲主义”就从道义上彻底破产了。转眼间，那已经是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的一个“价值解体”的社会过程了。


3.东鸦西鸦一般黑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与享乐的价值观，是对1949年后流行的“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反抗。这些年来，尽管大陆不断有人批判当今时代是天下无道、人欲横流，要通过道德教育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势毕竟已经去了，回头无路。


手边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贝尔写的大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1978年写的，据说是名著。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是韦伯所谓的“禁欲苦行主义”，另一个是桑巴特提出的“贪婪攫取性”。此两者一为“宗教冲动力”，一为“经济冲动力”。“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的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 （注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则成为社会前进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行善道德观”被“娱乐道德观”所取代，“大众享乐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他分析说，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和电影电视的普及，广告术的普遍渗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发明，这一切为“大众享乐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大众享乐主义的主要动机，就是追求无限体验的冲动与不受节制的享受，二者又集中在“我”的“感受”上：“我感觉，故我在”，用大陆现在最时髦的语言，应该是“我爽故我在”。


“大众享乐主义”的绝对命令是“享受生活”，“满足我的欲望”，“尽一切办法让我自己高兴”。


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让我们尽情地吃喝玩乐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朝死与活”。这些东西在过去被视为颓废、空虚和堕落，但在今天却被看成是想得开，是潇洒，是放达，是明智，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正如沃尔芬斯坦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注七）古代的所罗门王曾把那一切的享乐看成是“虚空的虚空”，现代人才不在乎什么虚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潇潇洒洒、快快乐乐、舒舒服服、风风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会这个历来被看成是圣地的地方，世俗的价值观也正在侵入。“教会也像文化一样，陷身于重重困扰之中，因为教会也买下了同样的价值系统：名声，成功，物质主义，受人称赞羡慕——盘踞人心的这些价值观，也将教会的信息引向了歧途。” （注八）美国一位主张“积极宣告”的“信心教师”这样说，信心“乃是一种宣告”，“我宣告什么，我就可以得着什么”。（注九）有人认为，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这个“新福音”以及从它演化出来的同类运动：“那就是健康或医治，丰盛或繁荣——有时甚至是财富——还有幸福。” （注十）有位牧师就这样当众呼喊：“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钱财！我要得到繁盛！（注十一）”除了这以外的，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这太露骨了，在教会不能这么喊，于是喊“我要快乐”！


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实利的道德观，正是步西方的后尘。 并且一步步跟得正紧。


“天”塌了。


贝尔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 （注十二）。心灵上一片空白，只好用物质来填补身体。


这个危机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先兆，那时，尼采就宣告，上帝死了。要重新估计一切价值。





4. 上帝死了，人怎么办？


在被毛姆称为“主题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文学巨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探索了这个问题。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角色——伊凡，他不信上帝，是个新派人物。他说，他愿意像他父亲一样，在三十岁以前，“把色欲当作磐石来作为立脚点——不过在过了三十岁以后，也许除了这个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了”（注十三）。他说： “即使我不相信生活，即使我对于心爱的女人失掉信心，对世间事务的秩序失掉信心，甚至相反地相信一切都是无秩序的，可诅咒的，也许是魔鬼般地混乱不堪的，即使我遇到了一个人灰心失望的种种可怕心境的打击——我总是还愿意活下去，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指色欲）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完全喝干，我也一定会扔下酒杯，就此离开——往不知什么地方去。” （注十四）


他的弟弟阿辽沙对哥哥说：“这就是沉醉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


伊凡承认是的。


那你靠什么方法幸存下来呢？阿辽沙又问，接着自问自答：是不是靠卡拉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


哥哥不得不承认，是的。（注十五）


“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这就是“卡拉马佐夫的方法”，或者“卡拉马佐夫的原则”。


“卡拉马佐夫的方法”把没有上帝推到了逻辑上最彻底的结论：若无上帝，孰不可为！或者说，如果我明天就死了，为什么我今天不能尽情吃喝玩乐？对酒当歌，对女人当歌，对权力地位名声当歌，人生几何？


一切都是可以做的。此刻就做。这听来刺耳，但非常真实、坦率。


多年来，大陆宣传的唯物论一直把无产阶级（或者“人民”）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人民”实际上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但是，“人民”毕竟不是上帝啊，“无产阶级”也不是。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更何况，什么是“人民”，“人民”就一直正确吗？“人民”的利益？它是什么？它从来就对吗？再说了，怎么去判断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对的，但我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与“人民”毫无关系，为什么我就必须顺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从我？这正是唯物论宣传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学家康德早就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尽管他认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理性上是无法证明的，但在实践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却是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好像拿破仑也有同样的愿望。其实，何必说外人，洋人， 我们那一代的中国人，不就是既否定上帝的存在，又要肯定上帝在人间存在吗？


上帝存在不存在，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人的确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上帝”，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使在今天，这个造神运动也没有停止。


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个直觉：三尺之上有神明。但他不知道上帝是谁，于是，谁都可以成为他的上帝，什么玉皇大帝，西天佛祖，观音菩萨，太上真君，马祖娘娘，二郎神，关公爷，黄鼠狼，统统全拜，到哪个庙都烧香，见哪路神明都磕头，一个也不得罪。


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一套全扫荡了，说那是迷信，不能相信。


人不该相信迷信，这对。但这却不能使人不得有“信”，“信”，是精神的功能，人心的呼唤，灵魂的需求。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并且，对神明的需要只能用神明来代替，无论你为这神明取了什么名字。


于是，大陆就有了造神运动，并且也真的造出了一个神，人间神。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的大救星”，他伟大到不能再伟大的地步（这是无所不能的变相说法），美好到了无法再美好的程度（等于无所不是，无所不善），正确到了无所不知，他一贯正确（无所不知）。还用再解释吗？这不就是神吗？


但是，当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建成的时候，人心中的“天”却塌下来了，原来，伟大领袖也是人，不是神！于是，当深圳特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则的时候，在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为代表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表现为对旧的以“革命的禁欲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否定，从抚摸心灵的“伤痕”，到唱出“一无所有”，到走下神坛一类的书风行于大陆。“解放”这个老词，又开始风行了，时髦了，不过这次加了两个字：思想。道是“思想解放”，或者“解放思想”。


但解放了思想的人们很快就思想到：他面对着的是一个空虚世界，“一无所有”。没有大救星，没有真理，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没有是非。善恶是相对的，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飘渺了，不如老头票实惠；靠我们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路，总得走，但路呢？敢问路在何方？答案：路在脚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八十年代初期，在大学生、青年人中间曾经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尽管上面竭力正面引导，但效果似乎不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哲学，或者说“人都是自私的”这种新哲学，已经暗暗在人心中生根了，并且是植根于新的经济土壤中。


从此后，虽说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中，人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已经不用摸了，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个大石头，那就是“我”。一夜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都想开了，哀叹什么一无所有，一点也没用，最要紧的是抓住“我”，抓住“跟着感觉走”的那个感觉，这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的价值。一句话，要抓住钱！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就连过去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征。但是啊，无论你搞什么，只有搞到钱才是实惠的；没有钱，你什么也搞不了！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正挤着搭上“后工业社会”的列车，但在文化领域中，已经提前加入了现代社会的俱乐部。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流行过什么像样的“现代主义”，有的一点点东西也大都是模仿或者抄袭，并且，往往慢了好几拍。结果，中国人虽然让思想想冲破了“革命的禁欲主义”的牢笼，但却让心灵戴上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枷锁。


中国式的唯物论告诉中国人没有上帝，中国人信了。文化革命又使老百姓看清了，“红太阳”也不是上帝。现在中国人似乎真的明白了，原来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这个上帝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当然罗，咱们不必像西方那样公开地建立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霸权”，我们在嘴上在纸上在公共场合还要继续建设精神文明，但我们在心里清清楚楚的，只有建设好我的小安乐窝，才是实在的。


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卡拉马佐夫的方法”，终于彻底摧毁了套在唯物论头上的光环。那么人可以抓住什么实在的东西作为救命的稻草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实惠，我的享乐。他心里明白，这也是靠不住的。但管它呢，“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但问题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稣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注十六）。这一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可同作见证。他们没信耶稣前，也有个心中魔，叫它财神也好，色鬼或者权力欲也罢，反正它们总是弄得你求生不得满足求死又舍不得。不管你怎么淡泊明志，怎么寡欲绝情，可你面对的仍是情海无涯、欲壑难填。但自从信了耶稣，他们不仅知道了一仆不能二主，人不能既服务上帝，又服务金钱。他更愿意尊主为大。也是奇了，耶稣一旦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从此就不再六魂无主。


当然，他还有七情六欲，也照样要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是个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时，他就觉得有一句骂人的话还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话是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


对！人的确不是东西。


注释：


注一：周辅成 编，《西方伦理名著选辑》 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 年，北京，


第103至104页。


注二：同上引，第79页；第81页。


注三：《圣经》（新译本）《使徒行传》，第17章，第23, 27-28, 30-31节。


注四：孙隆基 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香港，1985年2版，


第34页。


注五：林语堂 著，《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8年，第62，66，72 页，


注六，注十二：但尼尔。贝尔 著，赵一凡 等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29页；第74页。。


注七：转引自，《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19页。


注八，注九，注十，注十一：戴夫韩特 著，刘训泽 译，《诱惑的超越》，华神出


版社，台北，1989年，第96；100；103；107页。


注十三，注十四，注十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5页；第343页；第394页。


注十六，同注三：《约翰福音》，第5章，第1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