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才必如何？-范学得

作者：范学得



1. 不是庸人自扰

忘记在什么地方了，读到了歌德的两句诗：“我们这些青年人，午后坐在凉风里”，也不知道怎么就问起了自己，歌德在凉风里想了什么呢，想了又想，还是不知道。结果却想起了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的一段话，是浮士德在思考如何翻译《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太初有言”）时说的，该如何把“太初有言”翻译成德文呢？“太初有思”？不妥； “太初有力” ？也不够恰当；最后浮士德满怀信心地写到“太初有为” （注一）。“太初有为”这四个字，正与那句为中国人都熟悉的老话相映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引发了我的一段联想：曾经有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不想来教会的一段苦衷，他们也想过把孩子带到教会中，但想了想还是不敢。怕孩子信教后就不再努力奋斗了，不肯竭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上帝。

我多年前也有过同样的担忧。虽然今天知道这里头有误解，但心里有时还是不能全放下。我就听过这样的宣讲，说你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好了，什么也不必做，一切都让上帝自己亲自来干。这不能说不是高论、妙论，但太高了，不着地。吃饭你总得自己张口吧，走路你若不迈开双脚，肯定寸步难行。我担心我的孩子在这样的薰陶下，当耶稣呼唤他们同行时，他们还肯自己走吗？会不会叫耶稣抱着、背着甚至扛着他们呢？ 要是耶稣不去抱着或背着他们，他们会不会从此就躺在地上一个劲地打滚？

朋友们的担忧是有历史根据的。不必问罗素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一书中给基督教列了多少罪状，不必在意无神论者霍尔巴赫说什么基督教是“在人类精神上散布昏暗的黑夜”，大略知道一些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听说十字军远征、宗教裁判所和伽利略事件，还有把女巫活活烧死。从古到今，总是有那么一些基督徒，打着上帝的名义，贬低、践踏甚至扼杀人的创造力，无论这创造力表现在科学上还是文学艺术上。

有的基督徒为了掩饰这些丑闻，便说作这些事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你是谁？我是谁？谁有什么资格判断谁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不是闭上眼睛不看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那些人当年都是社会上公认的基督徒，在他们背后的是堂堂的教会。我们总不能说加尔文不是基督徒吧，但就是他把塞尔加特活活烧死了。

错了，就是错了。认错了需要忏悔，而不是辩护。为罪孽而辩护是无耻。

大社会学家韦伯一定会对罗素和霍尔巴赫的观点付之一笑，笑他们走极端，以偏概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鲜明地说明了基督教新教的伦理中包含了极大的创造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再次印证了韦伯的观点，并把它扩展到了政治和文化方面，认为正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教会将本身的活力赋予给了自己腹内孕育的新文明，让“这种创造力的源泉不断奔流到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世俗渠道中去”。以科技为例，“西方技术的惊人而巨大的机械设备，显然还是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副产品。这个强大的物质建筑的心理基础就是相信体力劳动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尊严的活动－－劳动就是祈祷。这种信念对于古代希腊认为劳动是俗夫和奴隶的本分的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如果不是圣般内地特把劳动视为神圣，这种信念是树立不起来的”（注二）。

相信耶稣并不意味着扼杀人的创造力，西方近几百年来涌现出来的许多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可以为此作证。



2. 失落了的中心舆论

反思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细心人发现：实践上的混乱与理论上的混乱是不可分割的。而理论上的混乱集中表现为再没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关于“人”的根本观念了。 在许多个世代，西方文明中有一些基本观念，它们构成了舆论的中心，或者对社会舆论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些观念中，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创造的。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已经没有这样的舆论中心了。正如卡西尔所说的：“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诚然，即使在这以前，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各种极不一致的意见和理论。但是那时至少有一个一般的方向，有一个所有个别的争论都可以求助的参考系。” （注三） 马克斯。舍勒是最早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危险的人之一，他说：“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他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 （注四）。

整个文化中没有一个中心的观念。尼采赞美权力意志，弗洛依德鼓吹下意识，马克思高举生产关系，萨特提倡自由选择，一个人开一个摊子，个个都叫卖说，我的货最好，但过路人看过后，照样摇头。

在这些观念中，要么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要么就是消极的悲观主义。前者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直高举着理性与进步的大旗，而后者自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就在历史的舞台上唉声叹气。在乐观主义看来，科学至上、理性万岁，人无所不能，我就是我的上帝，人间就可以建立天堂；而悲观主义看到的却是日近黄昏，偏偏又下了萧萧秋雨，其典型词汇则是：本能、非理性、无意义、迷失、绝望、荒谬，等等。于是乎，贝尔论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宣称，文化言路断裂了。而有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出了毛病》。“出了毛病”，真是妙语。

人的创造力若拒绝上帝的引导，人的创造一旦背离了上帝，肯定要出毛病，不可能不出毛病。古代以色列人亚伦铸造金牛犊是明证，现代两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亦是明证。

当年章太炎先生提出过“俱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展是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以此来描绘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实在精当。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一再表明，人是有创造力的，它的使用和发挥是不可估量、不可限量的。人可以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创造力来荣耀上帝，也可以用它来造下越来越深的罪孽。而最可怕的就是，人以为自己正在用创造力建设人间天堂，但却不知何时早已经堕入了地狱。



3. 扭曲的创造力

人的创造大概足以令天使都惊叹。但可能让天使更惊讶的是人的各种创造力之间如此不和谐。纽约有一个警察说过：我们已经能送人上月球了，但却无法叫人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再往里走走。这幽默是黑色的，且苦。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人的渺小和能力的有限，以为只要假以时日，人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掉。就是《国际歌》上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问题是能靠得住吗？无论人有多么大的力量，人要是单单靠自己，他还是靠不住。不是他力不足，而是他心不正。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我们祖宗讲的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但其困难程度早就被克尔凯格尔看透了： 人靠自己根本就不能认识自己，因为人已经陷溺在罪恶之中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必然是扭曲的，他不是由于过高地估计自己而陷入骄傲，就是过低地估计自己而陷入自卑，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是麻木不仁、混日子、得过且过。

人的创造力被扭曲了。世界在扭曲之中，遍及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

越是在人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受外在对象和外界环境限制的地方，人的创造力就越是容易被扭曲。正如卜仁纳(Emil Brunner)所分析的那样：最接近人性及神人关系的思想与行动，往往因为我们自身的乖谬，受到的扭曲最严重，如神学、哲学、历史、文学这些领域中。而在比较客观的领域如物理、化学等，影响就比较少。在数学范畴中，扭曲几乎近于零。（注五）

但这扭曲，套用孟子的话，“非才之罪也”，不是人的创造力的罪，而是人心的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人的创造力是好的，但它却能被人心的邪恶用到了邪恶的地方去。人心一坏了，人的创造力必然会被误用。

4. 总高宇宙一筹

无论我们有多么卓越的创造力，面对着浩瀚的宇宙时，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人在天地之间实在是太渺小了。

但人若认识了上帝，他就可以像帕斯卡尔一样明白：“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注六)

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一切创造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这是圣经关于创造的根本观点。

人是被上帝创造的。这不是人的耻辱，而是人的荣耀，并且是人一切的尊贵与伟大的唯一根基。人不是一个东西或者一群东西中的一个，他也不是从任何东西进化来的，更不是被无缘无故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被天地的主精心创造出来的。

一个被创造者，不可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他必然并且必须有所依赖。毫无疑问，人一出生就必然要依赖于自然界、社会文化环境和他人。而基督教则进一步指出，人最终依赖的是上帝，因着上帝，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在天地之间。

与人的被造相关的问题是，人是有限的。无论人如何创造，他的创造能力不是无限的，他所创造的总是不完美的、有待于完善的。人的有限不是罪。罪是有限的人不承认自己的有限，反而把人的有限视为无限，是人拼命抓住他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并将其看成最高的价值。于是，他就割断了自己与创造之源的联系。

失去了根，人就成了一个浮萍，在水面上飘飘荡荡。他以为自己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但却是把生活之楼建在沙滩上了。即使是琼楼玉宇又怎么样，潮水一来，就把什么都卷走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成就，顷刻间化为虚无。圣经上曾经嘲笑这种自比为上帝的狂人，说，“你虽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上帝。

5. 什么的形像

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先秦的“仁者，人也”，在对人的探索中，人们说了多少话啊，但是，最伟大的话只有一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

“上帝的形像”是什么呢，神学家们有许多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论点。有的神学家把他们概括为五个方面：人拥有的自我意识的理智，作出道德抉择的能力，从事艺术性活动的创造力，建立爱的关系的能力，和内心对上帝的无限渴望。在这五个方面中，都潜藏着人的创造力。

上帝是一位从事创造的上帝，创造是上帝形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上帝把他自己的形像赋予给了人，人就有了创造的能力。人有了创造能力，他才与上帝相像、相通。

小时候看过蜂窝，惊讶蜜蜂把房子造得真美。长大后更惊叹的是，蜜蜂虽无创造能力但居然有如此伟大的本能。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固定好了的一套程序，人除了本能外，更有创造力，这是人的显著特徵。

根据孟老夫子的观点，人与禽兽的区别是非常微小的。但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却在人与物之间造成了天地之别。正如卜仁纳所说：“在动物身上，我们看不到它们有半点儿倾向去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美丽而塑造美丽，为公义而推广公义，为圣洁而去敬拜那位至圣者。。。动物对于‘超越’它直接的生存范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对于一切衡量或试验它生存的力量也漠不关心。人与野兽之间隔了一片广大的广度——这片广度的两端是：对生存意义的了解和对存在意义的无知 ”( 注七) 。只有人，不停地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上下求索，创造破坏，“太初有为”，我想，这也许就是歌德创造的浮士德这个形像的意义所在。

6. 尽善尽美

人的创造力既能造福于人类，也能为害于众生，这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出路？出路就在于让人的创造力为上帝所掌管，为上帝所使用。以色列的先知曾预言，上帝说“我必洁净你们一切的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注八)。按照上帝这样的计划，上帝之子耶稣来到了人间，他要把“新心”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使之成为“新造的人”。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才干的著名比喻，说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不同才干，给了人们不同的银子。当他回来时，他要连本带利收回。这个“本”，就是上帝赐给人的才干、创造力，这个“利”就是人在一生中把此一才干、能力、潜力、创造力发挥出来的程度。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希望他的儿女把他赐给他们的天赋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并存感恩的心，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行文至此，心中有许多的惭愧。孔夫子当年评论古代的音乐时，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武王时的乐曲，则“尽美矣，未尽善也”，而自己对上帝赐给自己的才能，不但未能够发挥到“尽善”的程度，更不必说“尽美”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天，就是上帝——我在天上的父，这我就是天父的儿子，为求我能好好发挥天父次给我的才干，使其为上帝所用。

注释：

注一，歌德 著，钱春绮 译，《浮士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上海，第75页。

注二， 汤因比 著 曹未风 等译，《历史研究》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上海，第102页。

注三，注四，恩斯特。卡西尔 著 甘阳 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上海，第28页；第29页。

注五，转引自 法兰克。嘉柏霖 著 苏茜 译，《当代基督徒人文素养》，校园书房，2002 年，台北，第68页。

注六，（法）帕斯卡尔 著，何兆武 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158 页。

注七，转引自 斯托得 著 黄元林 译，《当代基督门徒》，校园书房，1994 年，台北，第45页。

注八，《圣经》（新译本），《以西结书》 第36章 第25至26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