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绝对配称为中文圣经权威译本-佚名

和合本绝对配称为中文圣经权威译本。我们可以从华人基督徒对其分别于宗教、历史、语言及市场方面之正面评价去引证这个事实。

一.宗教方面

一部圣经译本的宗教权威来自它是否最能代表神的话语。和合本在许多华人信徒心目中是等同神的话语。因此, 它的宗教权威是无庸置疑。贾保罗在<<中文圣经之修订—前途如何>>指出:

「他们(信徒)认为圣经已有一本很好的中文译本(和合本), 而他们亦抱着十分恭敬的态度使用它, 果真将它奉为一册神圣的经典: 他们认定这是上帝的话语, 人是不能将它更改的。」

吴绳武亦于<<认识圣经>>中言及:

「在一般基督徒的心目中, 和合本是惟一的中文圣经, 大家都叫它为中文圣经而不用和合本这名称; 一般基督徒都不知道那译本就是和合本。」

姑勿论和合本是否真的最能代表神的话语, 但从以上研究中文圣经权威学者的言论已可见其权威性。

二. 历史方面

中国人是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上至学者下至平民, 事物历史的意义都在他们心中占有一席位。和合本毫无疑问是中文圣经翻译史上一项重大成就。它是继承所有早期的中文圣经译本, 集合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无数中西学者心血结晶 。正因为它标志着中文翻译圣经光辉一页, 如李湜源言:「它是一百年来的译经工作最高峰」 , 自然成为华人信徒感情之依归与教会信任之所在。和合本之权威性从其历史地位得以反映。

三. 语言方面

和合本之权威亦见诸其语言方面。和合本当中一些关于宗教之字词例如天国、弟兄、福音、使徒, 已经形成华人信徒彼此沟通之一种独特语言了。这等字汇虽自马礼逊而来, 但经和合本译者之转化, 才「成了盛载神的启示及福音真道之语言」 。而且, 今天其它的中文圣经译本, 对此等由和合本奠定之宗教用语, 纵然或许有译得不妥贴之处, 都不敢轻言更易, 可见其权威之处矣!

四.市场方面

「广为神职人员及信徒接受, 并于其信仰生活中采用」为本人定义圣经权威译本之一个条件。和合本之畅销也许是其权威性一个很好的明证。数据显示, 和合本从面世至今一直高踞中文圣经销量排行之首。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中华归主>>中报告1920年之中文圣经销量显示, 各类和合本(包括新旧约、新约及单行本)在中国之总销量为439855册, 远远抛离第二位销出共67718册的委办译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 不同的白话文中文圣经先后问世, 和合本之销量却仍然无可匹敌。马克正曾就1981年中文圣经在香港之销量作一统计, 发现各类和合本之总销量为127673册, 较只销出了18040册之第二位现代中文译本多出近十二倍! 香港圣经公会公布于1988-97年间经其印制及发行之中文圣经销量显示, 单是新旧约合订本之和合本之销量已达1689317册, 抛离第二位现代中文译本近八倍之多! 凡此种种皆引证和合本从八十多年前问世到今天仍是中文圣经之权威译本。

本人亦将「甚至非教徒者每于需要使用圣经时, 定必援引使用之圣经译本」视为中文圣经权威译本定义之一部分。当然, 若就圣经作为一部宗教经典而言, 其是否为教外人士所接受不应成为左右其权威性之决定性因素。但是, 若然它能「锦上添花」, 这不啻是进一步突显其权威性。我相信和合本能做到上述的一点, 举一个例子: 香港考试局仍将和合本置于中学会考宗教科认可圣经用本之列。要知道宗教科虽大都只会于教会学校开设, 但其修读要求并无规定学生必须为信徒。而事实上修读者亦以非信徒为主。而且香港考试局为非宗教团体, 为什么今天有其它中文圣经译本可供选择, 却仍要将和合本列入认可之列呢? 予以为实因和合本于基督教之代表性无庸置疑。因此考试局选译本时实无法将这本巨着视若无睹。

以上各项引证了和合本的而且确至今仍是中文圣经中之权威作品。可是, 权威之建立岂非无因? 是以本人于下一章尝试透过三方面去探讨之: 华人信徒的圣经观与和合本、圣经公会的角色以及华人教会发展与圣经翻译之关系去窥探个中因由。

和合本成为中文圣经权威译本之论析

和合本自一九一九年问世以还, 凡八十多年, 其权威性少受动摇。究其原因, 本人归纳为内在及外在因素去探讨。内在因素主要涉及和合本与信徒对圣经译本之价值观是否相符; 外在因素则主要涉及圣经公会的角色探讨, 以及从中文圣经翻译发展去看其与和合本权威性得以确立之关系。

一. 内在因素—和合本与华人信徒对圣经译本之价值观

究竟权威是靠人赋予, 抑或「有麝自然香」? 本人认为两者缺一不可。试问若和合本本身不值一看, 何能维持其权威性近九十年而不坠? 和合本得以风行, 成为「经典」, 和它达到中国人对翻译之要求不无关系。中国人谈到翻译, 很自然会拿严复之「译事三难, 信达雅」作为权衡优劣之尺度。严氏此言出自一八九七年<<天演论译例言>>,自此便被我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和合本问世于一九一九年, 其受前者学说影响, 并非无因。和合本之译委会早于工作展开伊始已定下四项翻译原则, 供译员参照依循。其中第三项原则为最重要之指标。兹列如下:

一.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 不可用地域性的土语
二. 译文必须简单, 于礼拜堂讲坛诵读时, 各阶层人士都能明暸
三. 译文字句必须忠于原文, 同时又要不失中文的语气文韵
四. 原文中的暗喻或隐喻, 应尽可能直接译出, 而非意译

简而言之, 其原则以信为先, 但亦兼顾雅, 而达的追求则体现于以官话作为译入语。可见, 信达雅三者俱备为其所标榜。那么, 和合本真的做到吗? 根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载: 和合本推出后「中国各地教会之中西信徒, 均以其与西文吻合为妥, 争相购读」。甚至周作人也曾称许它是「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 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贾保罗亦誉之曰: 「神圣的经典—上帝的话语」,「学术上的巨着……可见『信』和『雅』这两个原则已达到高度结合。」 各界的一番美誉足见其成就矣!

另一方面, 所谓「时势做英雄」, 和合本面世时值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在一遍推行白话文的呼声下, 和合本以官话(即白话文)书成, 自是受到注意, 亦符合当时普罗大众对语体文的期望。自晚清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以还, 国人要求语体文不再是艰深难明的文言文, 而是以全国有九成地区都用的「官话」 ,发展出来的白话文。这种强烈诉求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达至高峰。而和合本是根据「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 不可用地域性的土语」及「译文必须简单, 于礼拜堂讲坛诵读时, 各阶层人士都能明暸」之原则翻译, 盖因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为「为中国教会提供的, 不仅是一部在翻译上比前准确的译本, 也是第一部和最好的一部, 为普罗大众译成的版本。」 从这两项原则可见译者对译本之要求为它是一部不论阅读或于礼拜堂上诵读皆合适之圣经译本。就当时中文之发展看来, 官话是最合适之文体。因为其时白话文已渐次取得主流地位。而白话文正是以官话为本发展而成的语体文。故此, 官话以当时看来实在是译者不二之选。译者希望和合本流通于全国教会。那么, 其译文必须为全国人民通用之语言。因此, 和合本采用了「官话」。这是和合本于面世后不久即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早于廿世纪三十年代已有王明道「新约汉文译本中当改正的一些地方」一文指正和合本之谬误。其后, 一九六五年贾保罗编了<<圣经汉译论文集>>, 其中收录了不少批评和合本的论文。而一九八零年由小民所编的<<上帝的爱:缀网集>>, 内里文章更是一面倒支持现代中文译本而抨击和合本。另外, 虽然说自和合本面世后, 中文圣经翻译活动发展缓慢, 但亦有一些基督教士不满和合本而另辟蹊径, 自译新本, 如一九二九年朱宝惠与赛兆祥译新约、一九六七年箫铁笛之<<新译新约全集>>和一九七零年出版之吕振中译本的出现, 均可见和合本并非想象般完美。

和合本之缺点及其由来, 或许许牧世以下一番话可以概括之:

「第一: 西方人翻译中文圣经, 在文字运用上必然都有或多或少的缺失。第二: 过去六十年来, 中国白话文的演变不小, 尤其和合本翻译之初, 是白话文的尝试阶段, 多年都是文白参杂。第三: 语文的演变与社会的变迁有关, 中国六十多年来, 社会的变迁至巨, 语文所受的影响很大。第四: 本世纪考古学发达, 地下出现了许多抄本, 更接近主耶稣在世的时代, 拿来做依据会更可靠…」

由此可知和合本之缺点主要是不合时宜。其不符合「信」盖因考古学发达以致其错译之处渐为人所发现; 其不「达」(通达)皆因随着白话文的发展, 使其译文由原来旨在令「各阶层人士都能明暸」变成今天文言味重。那么, 既然和合本现在已是一部不合时宜的译本, 而且明显日益远离信达雅俱备之理想, 为何仍然成为权威译本呢?

这和中国人对圣经译本的价值观有莫大关系。首先, 今天不少中国人仍认为经之所以为经, 其文务必渊雅, 对圣经亦然。故此, 文字高雅成为绝大部分华人信徒对圣经文体之要求。 奈达对此有另一种分析。他认为古雅艰涩的文字往往予人神圣典雅的感觉, 进以唤起人的宗教情绪, 继而让人感受到圣经内容之神秘色彩及文本之权威, 从而感受到神的权威。 正因如此, 所谓的钦定本效应(King James Version Effect)—意指译本的语言像英王钦定本一样, 被视为神圣不可改变 ,在中文圣经世界产生。和合本于面世时, 以其较诸文言译本易读易明而风行, 想不到阴差阳错, 今天其文体变得文言味重竟然成为其屹立不摇之原因。这相信是当年译者所始料不及。

此外, 华人信徒普遍将和合本看成原文圣经般重要。他们大都认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经典。而即使是翻译过程亦充满神的祝福。 这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教时提倡之「唯独圣经」—一切神学的根据都以圣经作为最终裁决的神学观一脉乘。和合本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 又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不其然使华人信徒认为它是最蒙神祝福及接近原文的圣经。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更改和合本内的译文。而且华人基督徒对翻译圣经之取态较为保守。他们非常害怕重译圣经会「改多错多」, 更偏离神的信息, 是以对重译诸多顾忌。例如诚质怡之言便明确指出此种现象:

「假使圣经重译本比目前流行的国语译本没有特殊显著的进步, 最好仍暂用国语译本……一旦修改的还不如从前, 岂不是徒劳无益么? 重译修改是件美事, 但须要做的好, 能博得大多数人的欣赏和赞成。」

因此, 华人信徒觉得既然和合本已广为使用, 一动不如一静。虽然不少信徒领袖早已看到重译的需要, 但奈何大部分信徒早已满足于和合本, 致令新的圣经译本难以出现或风行, 间接造就和合本继续成为中文圣经权威译本。

任何一个译本都不可能完全照顾不同读者群所需。圣经当然亦不例外。可是, 和合本的成功却令华人信徒认为中文圣经对象只得一类, 就是信徒群体本身。本人认为这是由于和合本译者于翻译之初已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乃「为中国教会提供……第一部和最好的一部, 为普罗大众译成的版本。」 而和合本自问世后又广为华人信徒欢迎, 异常成功。这使他们不自意地认为一个圣经译本已能照顾不同读者的需要。故此, 所有非为华人信徒群体而译的版本皆属非主流。综观近半个世纪以还, 那些并非以信徒读者群为对象的中文圣经译本, 例如供非信徒看的当代圣经, 根本难与和合本争一日之长短。纵然有现代中文译本及圣经新译本两部与和合本有着相同读者对象的译本面世, 但基于有关孰优孰劣之争论至今仍在进行, 无日无之, 华人信徒自然继续「按兵不动」, 抱拥和合本。

二. 圣经公会-中文圣经翻译的支柱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初乃普世圣经翻译史上的「圣经公会时代」(Bible Society Era) 。近代中国新教译经事业正适逢其会。十九世纪中文圣经翻译都一直仰赖大英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及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支持。环顾中文圣经翻译史, 非经由圣经公会支持或策划的圣经译本, 固然是少数。能于当中脱颖而出者, 可谓几希。举例: <<吕振中译本>>—一部由吕振中牧师独力完成之圣经译本, 虽亦享誉教内中人, 若非经由圣经公会代为发行, 其能否有今天成为和合本以外一路奇兵亦属难料。一本权威圣经译本的诞生, 其涉及之人力物力是何等浩繁。虽然畅销的圣经译本不一定等同权威, 但作为权威圣经译本, 如果没有堪称足述的销量, 亦难以教人折服。综观和合本的成功, 圣经公会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实不容抹杀。因为环顾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除了圣经公会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支持译经事业外, 并无其它新教团体能够与之相比。借用安祖．拉发非亚(Andre Lefevere) 的赞助人(Patronage)理论 , 圣经公会不啻是和合本圣经翻译上的「赞助人」。

中文圣经翻译至和合本为止, 一直由传教士动笔。但是, 差派传教士的差会对所属传教士进行圣经翻译大都不表支持。究其原因, 教会支持宣教士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平信徒, 而普遍平信徒虽然明白翻译圣经成中文是一项重要的宣教活动, 但由于成效难测, 因此一般而言对宣教士全力投入圣经翻译活动有所保留。结果, 教会往往在顾及信徒感受下, 对宣教士参与圣经翻译活动有所限制, 以免惹来信徒不满, 使支持宣教士的财源有所影响。因此, 圣经公会支持宣教士生活所需便尤其重要。和合本之诞生, 就是在三大圣经公会愿意提供传教士译者生活所需及工作地方下才得以完成。

其实, 圣经公会本身对翻译圣经的立场乃促成和合本成为权威之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世界上众多的圣经公会皆源于1804年成立之大英圣经公会。其成立之初, 创办人汤马士．查尔斯牧师(The Rev. Thomas Charles)提出了「圣经公会翻译的圣经必不加任何注释或评论(Without note and Comment)」 的原则。因为他希望将圣经公会建立成一个跨宗派的组织。众所周知, 新教有别于天主教, 教内宗派林立, 各有不同的神学立场, 对圣经的诠释亦然。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浸礼宗(Baptist)对圣经中「Baptise」一字坚持理解为「浸」, 而非其它宗派般认为「浸」、「洗」皆可。因此, 如要一部圣经译本能够真正成为其译入语世界中的圣经权威译本, 得到各大宗派的认同及乐于采用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由是观之, 查尔斯牧师提出的这项原则实属明智。因为最能够避免引起不同宗派争端, 就是不加任何注释或评论, 以免无意中宣扬某宗派的神学立场。这亦解释为何今天联合圣经公会各成员公会都对此项原则践行不替。和合本既在此项原则下翻译出来, 可见它的翻译本身已为其权威性造就了坚实的基础。

一本畅销的圣经译本不一定等同圣经的权威译本, 但是一部权威的圣经译本没有高销量实在说不过去。因为高销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圣经在信徒间广泛流播, 为其权威性之一种客观明证。正如本文开首指出, 和合本于面世不久即稳踞中文圣经销售之首。圣经公会乃当时和合本唯一的发行机构, 因此其销售与分发策略成功与否, 对和合本能否成为权威性译本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圣经公会对圣经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是「要让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贫穷的缘故而不能拥有圣经。」 如此信念推动下, 它们是致力使圣经的销售与分发富系统而有效。简单而言, 圣经公会主要透过三方面将圣经送到人们手上: 免费赠送、借阅及销售。免费赠送能分发到最多的圣经, 并可照顾穷人。但是, 从经验所得, 一般人并不太珍视免费得来之物, 为减少滥用及更有效地发行 , 圣经公会其后改为以市场最低价发售, 例如当时: 一本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成本为八角八分, 实际却只售五角。当然, 遇有天灾人祸, 或是孤寡无依者, 圣经公会是绝不吝啬送赠, 例如1931年水灾蔓延全国时便曾赠经予灾民。 至于借阅则是指由圣经公会派遣同工走到各城各乡, 将圣经借给当地人, 一段时间后回来收取圣经。有需要时, 同工更会向读者解答圣经疑难。

以上三种方法主要靠三种模式进行。第一种是聘请专职同工进入内地售卖圣书, 其人称为「售书员」(Colporteur)。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售卖圣经的人。他们其实亦担当协助分送及教导圣经的工作。圣经公会赋予其职责是:

「圣经会分售圣书者, 为周游宣传福音之人, 其职不但在发售圣书者, 而亦在表撢扬上帝之爱也。」

售书员被圣经公会誉为英雄。 其时, 各圣经公会于甘肃、贵州、云南、陕西等偏远地区并无售书活动。所以, 他们主要工作地方并非在大城市, 而是深入那些不毛偏远之地。内地匪患不靖, 售书员往往不畏艰险, 甚至牺牲宝贵性命, 为的只是将和合本送到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手上。和合本问世至1926底, 单是大英圣经公会已有七名售书员遇害。

另一种工作模式就是邀请传教士、赠经机构、教会同工及信徒义务担任售书员。其中, 传教士义务担任售书员对和合本能于面世不久即风行全国, 继而成为权威译本, 实功不可没。究其原因, 当时中国有不少基督教机构均由传教士建立并主持, 例如学校、医院、青年会。他们将和合本带到所属机构, 加以推广、应用。而且, 值得留意, 和合本的译者正是传教士。他们不大可能在牧养信徒时, 不去采用和合本—一部自己的心血结晶。而信徒为了认识真道, 选择圣经是无可避免不选用教会传道人所用之版本。在这上行下效下, 和合本之成功便不难理解了。

第三种工作模式乃是透过圣经公会的销售处及书楼。三间圣经公会于一些主要城市均设有经理及销售处。当时, 大英圣经公会设总部于上海, 又于张家口、沈阳、天津、青岛、成都、香港等地设副经理, 在各省及内蒙西藏置销售处; 美国圣经公会亦设总部于上海, 并于北京、九江、汉口、成都、重庆、广东等设管理者; 苏格兰圣经公会则置总部于汉口, 在重庆、镇江、厦门及天津置经理。 从以上数据所示, 三大圣经公会之销售网络或有重迭浪费资源之弊。不过, 从另一方面看, 可视为有互补不足之功。

由是观之, 圣经公会不但为和合本之翻译提供有利的翻译基础原则, 更于财政上予以支持, 使之能付之实现。其系统化而具效率的销售及分发圣经策略措施, 使中国教会及信徒购买圣经便利非常, 大大有利和合本于华人基督教会的流行, 从而成为中文圣经之权威译本。事实上, 1920年即是和合本问世后的一年, 全国有大约366527名新教徒 。而当年三大圣经公会单是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总销量已达791177部 。这尚不计新约及旧约单行本在内。由此可见, 当时和合本在圣经公会的大力推销下, 在短时间内已经成为中文圣经的通用译本。其后, 随着圣经公会于1938年停止出版并停售其它早期曾经风靡一时圣经译本, 如委办译本, 使和合本成为当时唯一的中文圣经译本。和合本遂奠定其权威译本的地位。

不过有趣的是和合本面世后数十年, 联合圣经公会于1970年代邀请一批华人圣经学者, 按照尤金奈达的「效果对等, 意义相符」(Dynamic Equivalence) 的原则, 翻译出一部「现代中文译本」。虽然这个译本赢得不少华人教会领袖的支持, 但却未能成功取代和合本。而我相信个中原因是圣经公会推出现代中文译本并没有像当年和合本面世后不久, 便停止发行及销售其它译本。结果, 信徒在和合本仍然有售, 而新的译本又未及和合本采用方便(绝大部分教会及牧者仍然使用和合本)的情况下, 自然仍旧热爱和合本。

时至今日, 圣经公会已经不再是独一的译经机构。但是, 毫无疑问, 它绝对拥有「历史的优先权」 。从上述的论证可见, 圣经公会自十九世纪开始便从事译经, 不论在筹备、组织、出版及销售上, 皆有丰富经验及良好的网络支持。时至今日, 始终如一。就以另一部开宗明义挑战和合本的圣经新译本为例。圣经新译本乃是1972年以滕近辉牧师为首的一群华人教牧, 在美国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的资助下, 从原文翻译出来。其新约于1976年面世, 而旧约则于1992年才完成。这部被誉为足以标志着华人圣经翻译「值得拍手称庆的日子到来」 的译本, 为何未能对和合本地位动其分毫呢? 我认为这和新译本并非交由圣经公会发行有关。新译本由于得不到圣经公会的支持, 所以其出版及销售唯有交给于1976年成立之天道书楼负责。但是, 显然天道书楼—一名圣经出版界的新丁, 不论资源上及策略上均见不足。这从天道书楼要延至二千年—新译本面世接近十年后, 才推行名为「跨越千禧」的大规模宣传推销活动, 向信徒推介新译本便可知。期间十年, 虚掷韶华。虽则和合本地位稳如泰山, 但十年人事几番新。如果天道书楼能够积极推介新译本, 加上新译本本身的质素, 其可否挑战和合本的地位又是未可知了!

一言以蔽之, 圣经公会利用本身的资源及系统化而具效率的销售及分发圣经策略使和合本翻译成为一代权威译本。其于圣经翻译史上累积下来的丰富经验,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我估计, 要出现一部并和合本更优胜, 甚至能够成功取代和合本的中文圣经译本, 圣经公会的角色是举足轻重。

三. 中文圣经翻译发展与和合本权威性形成之关系

和合本之权威性得以确立, 其实另一方面是得益自其问世六十余年来中文圣经翻译发展缓慢。要研究何以中文圣经翻译发展缓慢, 则又不可忽略中国教会发展对其之影响。

自一八零七年马礼逊来华至一九一九年间, 中国新教译经事业蓬勃。其时新教在华播教事业正值开初, 文字事工极其重要, 尤其于传教士尚未能自由活动于中国境内之时。由于不同教派传教士各自译经, 做成一境之内同时出现多个素质参差的译本。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文圣经, 包括地区性方言版本不下三十种。对尚属发展初期的中国教会而言并不健康。

当时教内上下因而都希望有一部由各派人士合作译成的划一标准中文圣经。一八64年, 循道卫理宗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呼吁出版一本「用中国普通语言译成的、划一的和标准的圣经译本」 。结果和合本的出现使愿望得遂, 亦令信徒对这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是以中文圣经翻译自此就停滞不前, 间接巩固了和合本之地位。故此, 来自信徒要求重译之呼声几希。不过中文圣经翻译停滞不前, 亦由于本身面对不少阻力所致。

首先, 缺乏译经人才是一大问题。西教士认为和合本是他们最后一本为华人翻译的圣经, 而他们亦认为中国教会应该由华人自理。他们决定将一切任务交给华人。译委会于和合本出版后不久, 便由宣教士饶永康(H.B. Rattnebury) 发表有关展望中文圣经翻译前景的声明, 其总结部分:

「总而言之, 我认为西教士负责翻译的圣经, 这应当算是最后和最伟大的译本了。……关于华人译员的资格, 我想强调下列几点: (一) 必须擅长而乐于以白话文写作; (二) 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有精湛的研究, 不能仅有肤浅的认识; (三) 必须熟习翻译技巧和具备有关经验; (四) 必须彻底委身于事实与真理。……那在指望中的华人译本, 必须等待中国学者熟习圣经原文和精通白话文写作后, 才可以顺利完成。」

可惜, 西教士一直忽略培养华人接班, 令到华人缺乏人才担此重任。一直以来, 西教士都聘请不少中国人担任翻译助手去协助圣经翻译。然而, 教士显然从不视华人助手为接班人, 只视他们为一群「为实际需要而聘请的人」。各种关于圣经翻译的文献中, 不论是圣经公会抑或差会的文献, 有关华人助手的名字均付之如阙。 他们地位之低微可见矣! 不过, 教士可能基于这群助手并非基督徒而不寄予重任。可是, 华人教会领袖呢? 西教士于建立教会时亦没有留意培训华人成为教会领袖。中国教会要待经历了由1922至1927间「非基运动」的洗礼后, 才意识到推行本色化(Indigenisation)的重要性。虽然其时教内已经有人洞察到「非基运动」对基督教在华的影响, 如牧作霖(G.W. Sheppard)曾言:「随着苏俄在华势力日增, 我们的工作势将受到压抑。」 这显然暴露了西教士对如何将基督教植根缺乏远象。结果, 往后数十年, 中文圣经翻译因缺乏人才而停滞不前, 间接巩固了和合本之地位。

其次, 中国于一九二零年代以还政治上先后经历军伐割据及北伐战争等; 思想运动则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思想革新及非宗教及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化等。其中以「非基运动」对教会之打击为最, 导致半数西教士被逼回国。其后八年抗战, 余下的西教士不少被关在集中营。华人教会饱经忧患, 只能在种种政治及思想运动更迭浩繁之际挣扎求存, 甚至陷入停顿状态。故此, 「二十年代中国教会的问题, 是救国的问题, 并不是圣经有没有错误的问题。」 圣经汉译问题来得次要。新的译本难以问世, 和合本地位自然得以巩固。

一九四九年至今, 虽然陆续有人挑战和合本之权威, 但始终未遂其愿。究其原因是华人教会缺乏动力及资源去协调各方意见。自中共立国后, 国内对宗教控制甚严, 先后有三自运动等逼迫教会之运动去局限其发展, 后又历十年文革浩劫。情况直至廿世纪八十年代才遂渐有所改善。唯教会进入重建期, 实无力兼顾译经事业。至于香港及台湾两地教会, 虽然没有像国内教会般饱受逼迫, 但亦面对人才不足、神学资源匮乏两大严峻考验。杨森富于1977年时撰文指出其时仍有不少教会仰赖外国差会的财力甚至宣教士去维持运作。中文圣经新译会解释其旧约部分要延误逾五年时间才出版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具备高度圣经研究学术水平及中文修养者担任译员。 结果, 纵然近半个世纪以来, 华人信徒开始认为需要修定和合本者日众, 可惜教会缺乏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圣经汉译活动。虽然和合本非最完美, 但条件所限, 仍是信众最佳选择。和合本之权威性亦因而得以维持。

神学及圣经研究得不到着足发展, 亦使华人基督教中能正视到重译圣经取代和合本的需要之人, 可谓凤毛麟角。结果, 除了少数华人神学家或神学院的教授外, 华人教会中对重译圣经的问题冷眼旁观。而且, 前线神职人员所接受的神学训练, 都是经由和合本圣经而来; 普遍教会, 或因传统以来一直使用, 或因实际需要: 牧者对和合本的熟悉程度远胜其它译本, 皆以和合本为教会聚会的圣经共享本。结果, 信徒或许会为了帮助明白经文意思而购买其它比和合本更易理解的圣经译本, 但是, 从日常教会生活角度考虑, 和合本是必须人手一本。这无疑助长和合本继续维持其王者地位。

总而言之, 和合本能够成为一部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罕见之权威性译本, 实其来有自。它本身的素质固然有助其成为权威。然而, 从上述分析所见, 中国教会发展道路崎岖使廿世纪中文圣经翻译发展缓慢, 导致缺乏具质素之译本与之竞争。即使有少数大型译本面世, 亦因为华人信徒种种对圣经之价值取向, 而变得难以与和合本竞争。

转自：基督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