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范学得

作者：范学得



1. 一个深深的困惑

太牛了！起了这么个标题：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不用别人说，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你算什么啊，口气这么大！

全是龙应台惹的祸。 几年前，我看到了她在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封面上赫赫一行大字：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好家伙，不必等到读完全书，单单是这书目，就先声逼人，触目惊心了。印象太深刻了，结果，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想都没细想，一个标题跳进了我的脑海之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好在这中国人里也包括我在内，所以也可以把它看成“范学德，你为什么不忏悔？”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问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压在我心里。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就连“悔改”这个词的来路去路也不清楚，我熟悉的是一个佛教的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忏悔。怎么扯到了忏悔呢？这还得从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当官的陆续被“解放”出来说起，我看到他们被平反了，又官复原职，或者官升一级、两级，这我高兴。我还听到了他们控诉“四人帮”是怎么怎么地迫害了他们，我深表同情。但是，听了几年，听来听去还是这一套。渐渐地我怀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的吗？那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那三、四千万人是谁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万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谁之罪？还有那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风点火并推波助澜的？

多年后，我看到了巴金写的随想录，是真诚的忏悔，但却只是从人出发的，并且面对的也仅仅是人。再后来的后来，看到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宣告：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最近，文坛上又有了“二余”之间的争论，小余是余杰，大余是余秋雨，焦点也是忏悔。

令我惭愧的是，二十年多来，当我因许多害人者拒不忏悔而愤愤不平时，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忏悔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忏悔，更不知道悔改为何物。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但却从来没有问过：“范学德，你为什么不忏悔？”就好像我不是中国人似的，就好像我没有任何罪过需要忏悔似的！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稣，我才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我不需要悔改吗？我当然希望那答案是“不”。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迫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必须悔改。这不仅是因为我也参入了那一场人类的浩劫，犯了罪，得罪了人，更因为我得罪了上帝，我一直得罪的就是上帝。

问题是，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悔改呢？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尽管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华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许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绝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认罪，忏悔。对此，我们常常感到义愤填膺。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自己整中国人、害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样的事还少吗？还不严重吗？更重要的是，当面对着民族灾难与历史的黑暗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整个人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是我们背离上帝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从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我们的罪孽结出的苦果。但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悔改呢？中国人哪，我们为什么不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我们拒绝悔改要到何时？　　



2. “天”在人心中的失落

我们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和唐君毅曾经合写了一个著名的宣言，名字叫“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指出：虽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没有一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国〈诗〉、〈书〉中之重视上帝或天之信仰是很明显的。。。而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历代帝王所遵行，至民国初年而后废”。这种天之信仰中的天“明指有人格的上帝”（注一）。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同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先人，特别是创造了中华文化的那些圣贤们，他们也是敬畏上天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着天地万物和人生。这些圣贤们竭尽一己的智慧和心力来认识这种存在，并且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将其概括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间的说法则是：“老天爷”，“老天”，“天公”。

一部中国哲学，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天人之学”，恰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

据冯友兰的研究，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冯说：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伦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注二）

一部〈论语〉中，“天”是最高范畴，单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 主宰之天”。 面对这样的“主宰之天”，我们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可以“欺天”。〈书经〉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应当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的重点绝对不是说祷告没有用处，而是说人不可以得罪上天。如果人得罪了上天而不改过从善，那么，他无论用什么话来巴结上天都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中国的圣贤与犹太先知不同，后者的共同经历是：太初有言（道），上帝的话临到了我；而前者的共同经验是：“天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上帝没有直接对他们说话。

对于“天不言” ，冯友兰解释说：“说不言就证明他能言而不言。当然，说天发号施令，并不一定像小说中所说的，上帝坐在云霄宝殿上，对他的文武百官，发布圣旨。只是说，自然界和社会中以及个人的事情的变化都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这就是天的命令。” （注三）

虽然“天”没有直接对圣贤们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天无话可说，只不过是上天以无言的方式述说着他自己，或者如孟子所说的那样，上天“以行与事示之（万章上）”。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人渴望认识上帝，但上帝无言，人无法从上帝之言中认识上帝。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试图从“天”的“行与事”（即天的行动和工作）来理解“天”。而这样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误，无法得到真确的认识。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自秦以后，一方面，在中国，百姓们虽然还保持着敬天之心，但又是什么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个人——皇帝（天子）则垄断了敬拜天的权利，只有他可以祭天。远志明在电视纪录片〈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是，他却握着无限的权力，充当起了“人间的上帝”的角色。

“人间的上帝”一语见于费正清的著作。他说：“中国的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按西方的用语，可以说是上帝的化身” （注四）。其特征是：天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善。天子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旨意，神圣不可侵犯。

另一方面，那个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抽象化、虚幻化，到了宋明理学，就化成了一个仁、义、礼、智的“理”，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语）。而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连这个干巴巴的“理”也被横扫了，说那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天是什么，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失落很久很久了。

而许多的中国人也真的是天不怕、地也不怕了。

文化大革命中听到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他说他自己是无法无天。如果倒过来说，这就成了：无天，无法。

一个人若不敬畏上天——上帝，悔改从何谈起？

3. 扭曲了的悔改

中国人的心灵对悔改是很陌生的。中国人多多少少地熟悉一点忏悔这个词，但那也不过是反省自己的过错而已。而就是这一点，也常常被骄傲之人的“内省不疚”所抵消。这几十年来。在大陆流行的是悔改的低劣替代品，往小里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大里说是批判与自我检讨。就是在今天，人们偶而也会听说什么悔过书，但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恐怕不能说只有天知道。

我们都曾经历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青少年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自己当年和许多的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尽管自己是诚心的，但那忏悔是心灵的扭曲。一个扭曲了的悔改就是：要求人向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忏悔，而那个人、那一群人冒充是上帝，一贯正确，从不需要悔过，只是命令并且听取别人的悔过。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和心灵中的黑暗。当黑暗与黑暗相遇时，哪一个有权利说只有你的黑暗是黑暗，而我一片光明？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如果他们只要求别人忏悔而自己从来不到上帝面前忏悔，不在众人面前首先承认自己也是一个需要忏悔之人，那么，这就不仅是凌辱了他人，更是亵渎了上帝。忏悔是个人之事，忏悔是心灵面对上帝时所感受到的痛悔与忧伤，忏悔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这个词我曾经听了无数次，但那是向人“认罪”。我上中学的时候，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一期又一期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不但听到了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且听到在每一次检讨中他们都要大声地认罪：“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他们刚认完罪，自己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他们，说他们的认罪是如何地不深刻，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等等。并且，命令他们不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一直到社会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还要承认其罪行影响恶劣，余毒无穷。而他们，则不得不又一次次地被迫地认罪。

这是扭曲了的悔改的又一个突出的特征：它常常是在强力的压迫下被迫作出来的自我凌辱。这与政治上的迫害、思想上的控制直接相联。在政治的淫威下，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实行自我折磨，自我贬低，自我丑化，自我侮辱，即便是违心的话，也不得一说再说，还得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表明自己说的是心里话。最近在网上读到沙叶新的一篇文章，他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在强力下有意志的屈服，但不会有心的悔改。悔改是志愿的，它发自人的内心。

其实，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如何能谈论悔改？现今的时代，相对主义成了显学。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昔日为是者，今日为非；今日为是者，明日亦难逃为非的宿命。如此这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尺度，人们根据什么判定我或者你需要悔改，向谁悔改。

陀斯托耶夫斯基问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同理，若无上帝，我何罪之有，又何必悔改！　　



4. 人子如是说

但上帝在，人不能不忏悔。

虽然人为之悔改的事是丑陋的、邪恶的，但悔改之情却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人心对神圣的反应，是人心听到了那神圣的呼唤，而那呼唤者是上帝。因此，悔改首先是上帝的恩典的工作，是上帝使人的心归向他：上帝啊，“求你叫我们归向你，我们必定回心转意” （注五）。

悔改，就是人心从罪恶中回转，归向上帝。

“回转”，“回头”，或者“回心转意”，这是关于悔改的关键字。

当年，以色列的先知们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上帝的呼召： “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注六） 人之所以要回转，因为他面对的是偶像，无论这偶像是佛祖菩萨、玉皇大帝、至圣先师、得道仙人，还是什么大师、领袖、歌星、球星，都是偶像，当人把他们视为上帝时，人就与真正的上帝背道而行。回转，就是从自己面对的偶像转过头来，面对天地万物的主——上帝 。而人之所以能够回头转向上帝，是因为他听到了上帝呼唤他回头。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注七） 就上帝而论，他要世人悔改，是出于他的慈爱。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他渴望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生。 正是这样深情，打动了忏悔之人的心，令他看到了自己所行的事是恶的，他要转离所行的恶道，归回正路。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注八）。 就个人而论， 悔改的起点，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背离上帝的罪孽。而人所悔改的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我得罪了上帝。他叹息：主啊，我单单得罪了你。

人悔改，回心转意，从什么地方回转？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罪。

奥古斯丁说：“谁明明承认自己的罪过，。。。就已经与上帝一起行动了。上帝指责你的罪过；如果你也承认自己的罪过，你就是与上帝联合一起。人和罪人可以说是两个事实：当你听到‘人’，这是上帝所造成的；当你听到‘罪人’，这是‘你’人自己所造成的。消灭你所做的，好让上帝拯救他所造的。。。。当你开始厌弃你所做的，你的善行已经开始，因为你承认你的恶行。善行是以承认恶行开始的。你履行真理，便迈向光明” （注九）。

在悔改中的人，他回转的不仅是思想，而且包括行为。如同中国人一样，当年的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心字。悔改，说到底，是心的悔改，是人向上帝献上的一颗心，这心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悔改是在面对自己的罪时，从上帝而来的忧伤，加上离弃罪的决心。。。真正的悔改是对冒犯上帝和伤他的心感到悲哀。伴随着这悲哀而来的，乃是一股要远离罪的渴望” （注十）。 正因为如此，教父们称悔改为精神的痛苦和心灵的痛悔。

当年耶稣出来传道时，他的信息非常明确：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信福音与悔改是一体两面。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心的回转。而人心之所以能回转，那是福音的大能在人心中运行。

耶稣复活后，他的大弟子彼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时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注十一）。

十字架的信息之所以令人觉得扎心，因为它正是扎在了人的罪之上。主耶稣就是为了洗净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心因注视着被我的罪所刺透的耶稣基督而悔改。人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5. “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

呼唤人悔改，这的确不合时代潮流。

当今时代有一个大潮流：叫作“自我神化”，什么自我赞美，自我荣耀，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本来就是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但唯有在现代，自我神化才成为显学，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到社交术，人都敢毫不脸红地鼓吹自我中心，说什么上帝死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说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一言以蔽之，狂妄。

许多所谓的现代人，他们对之顶摩礼拜的最大偶像早已经不是了庙里的什么泥菩萨，不是什么天公、雷母，更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模范英雄人物。他的最大偶像是他自己。当然，他依旧可以把这个小小的偶像扩展为一个歌星，球星，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组织、一个集团。这就是人的可悲，他自己本来不是上帝，却以上帝自居；他不信上帝，反说没有上帝；他忍受不了上帝，于是说上帝死了。事实是：说上帝死了的人的确死了，并且还将继续死去，但上帝依然在，在信他的男男女女的生命中，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之上、之中。

一个人若以上帝自居，或者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上帝，他怎么可能悔改！

当这种“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在中国大陆流行时，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这就是在中华文化中流传久远的虚假的圣人观、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中，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曾风行一时。他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所谓乐感文化，就是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追求精神的平宁和幸福，以达到人的身心与宇宙自然的合一。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则被概括为“罪感文化”，这就是基于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了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归依于上帝。无论是浮士德的无限追求，还是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都是罪感文化的突出典型。（注十二）

“乐感文化”的人性论基础就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他之所谓的人性，只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凸显的是人的类性，同类意识。张岱年说：“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生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 （注十三）。而当孟子论到性善的内容时，他其实只是说了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性（“善端”）。但谁都知道，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可能虽然会变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并且，即便是可能，也不单单只有一种可能存在，而是多种可能并存。

但是，自从孟老夫子说了性善，又赞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古话后，“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公理，古时候的启蒙教科书是《三字经》，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就连主张“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荀子，也不在乎逻辑上的矛盾，说什么“涂之人可以为禹”，虽然加上了一点限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

再以后，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能成佛”，禅宗强调“顿悟成佛”，佛教更以“人皆可成佛”与儒家的“人皆可成圣”相对相峙而又相辅相成，更加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乐观主义。

于是，到了王阳明那里，就有“满街都是圣人”一奇说，到了大跃进的时代，就有“六亿神州尽舜尧”一赞叹。

就这样，尽管从孔老夫子起就哀叹“天下无道”，尽管有荀子主张人性恶，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心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进而也就无法产生出深刻的悔改精神。我们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有追悔莫及，悔不当初，但没有悔改。

到了今日，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出现了“悔改”这个词组。但其解释也不过是“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而已。即使我们熟悉悔改这个词了。但我们的心灵对它仍然是陌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　　



6. 人都犯了罪

人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无需悔改。

人是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

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而这个罪人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出现的。这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得罪了上帝，于是有悔改。

我相信，当年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定会为如何把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翻译成中文而绞尽了脑汁，因为在中文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字可以翻译英文的那个字——Sin，勉乎其难，译成了“罪”。

中国人一看到“罪”字，就想到“犯法”；而罪人，自然就是“罪犯”。即使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的基督徒，并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罪人，但随便翻开汉语字典或者词典，那上面对罪的基本定义还是作恶或者犯法的行为。因此，中国人对罪的认识，可以上到法律的高度，知道那是违法；甚至能上升到良心的高度，感到内疚。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灵性的高度，上帝的高度，用上帝的话来衡量人之罪。而那正是基督教的入口处。这就是说，人认识自己的罪与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成为罪人的，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讲罪首先不是从人与法律的关系入手的，而是始终立足于上帝和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造物主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只有在这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才能显示出罪的最深刻的本相和真相：这就是“反叛”。被上帝所创造的人反叛他的创造者上帝。人不顺从上帝，他拒绝并反抗创造他的上帝，这就是罪。罪就是人因自己的悖逆使上帝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正因其如此，悔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表明的是：悖逆的人回心转意，与上帝和好。

从上帝与人的关系出发，基督教指出，罪是“矢不中地”，没有达到上帝所定的目标。上帝创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中，希望人能活得能像一个人，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一目标，偏离就是罪。达不到标准就是罪。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偏离目标，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目标是什么，而是他们选定并且坚持自己的目标，而那一目标与上帝背道而驰。

克尔凯戈尔（又译为祁克果）说得好：“人不能靠自己并由自己来解说何为罪。因为人自己是陷在罪中。他所有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是要替罪说话，想寻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 （注十四）。世人把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先天的不足，成长的缺陷，心理的弱点，偶然的错误，以及社会环境的受害者，等等。“因之，基督教乃从另一个途径开始，宣布人必须从上帝那里得着启示的训诲，才知道罪是什么，罪不是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义，乃是因为人不愿意知道它，更是因为人不愿意去实行它”（注十五）。

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只有从上帝的话中才能知道罪。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是人拒绝相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公然违背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克尔凯戈尔还说：“‘罪’的特征乃是在于罪是在上帝面前犯的。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正如〈罗马书〉所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整个基督教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定义：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 （注十六）。

这就是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之处，它不是以人的标志来衡量人的善恶是非，无论是从法律标准，还是道德标准。根据那些标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无奈的，不幸的，但不能说是不义的；人需要的是认错，检讨，而不是认罪。需要的是内省，而不是悔改。基督教是根据上帝之言来衡量人之罪的。它把人最大的罪归结为人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稣基督。人之所以有种种犯法的罪行，人之所以有道德的种种堕落，究其总根源，在于人不以上帝为上帝，反而以自己或者一个偶像为上帝。“‘罪的本质就是不让上帝当上帝’；它就是把其他东西，任何东西，安置在属于上帝的至高地位。因此，选择自我而不选择上帝之所以是错误的，不是因为选择自我的缘故，而是因为所选择的不是上帝。一个行为不论是多么无私，只要是所选择的对象是有限的而不是上帝，就是错误的” （注十七）。简言之，罪就是不承认上帝是上帝，或者说就是不相信上帝是上帝。

人若不是来到上帝面前，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罪就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它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它得罪的不止是人，首先是上帝，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侵犯了上帝的主权，践踏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光，若没有光，黑暗就不能显现为黑暗。

人在罪之中，所以要承认自己的罪。

人脱离罪恶，这就是真正的悔改。　　



7. 逃避自我

人拒绝悔改是与人逃避自我不可分割的。

无论一个人多么缺乏自知之明，他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自己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人进了中年之后也大都能感觉到，自己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理想自我的形象，或者，把那个理想自我当作青少年时的纯真梦想统统抛弃了。另外一方面，当一个人观察别人的时候，无论他怎么迟钝，他总是能看出周围的人大都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只要他到社会上工作个三五年后，不用别人指教，他一定能从自己的亲眼观察和社会经验中得出结论：人心比什么都邪恶。

但是，有多少人有勇气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又有多少人敢于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时，他在心中已经悄悄地假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或者“完美的形象”，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标准（不管他这个完美标准多么不完美，也不论这一完美标准是从哪里来的），他绝对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完美。但是，任何一个人在人间都绝对找不到“完美的标准”，也发现不了一个“完美的形象”。 “完美”是属于上帝并且也仅仅指向上帝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经常感叹我活得真不像一个真正的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我”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呢？当“我”追求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我这个人就不自觉地就判定了我自己当下的存在状态不真，有假，有伪。在此，人们很少问一问自己，我心中的那个“真正的人”他到底是谁呢？

“当下的我”与“真正的我”的矛盾，是人的自我中最深刻的矛盾。

但是，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他不愿意面对自我中的矛盾：他既不愿意承认“当下的我”的可悲，因为黑暗是他渴望摆脱但却始终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他同时也不敢面对“真正的我”所指向的真正美好，因为他关于真正的人的思想和渴求都是指向上帝的。人的“真正的自我”在上帝那里，在上帝放在人心中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之中；但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个“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就表明人的确是从上帝那里堕落下来的。

但是为了拒绝上帝也拒绝自我，人就拒绝了悔改。拒绝悔改的秘诀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它的公式就是：我之所以作下了这样的孽，是因为他人如何如何。这一个他人可以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我们会说，是的，我错了，但我之所以作了这孽，主要是由于外界环境对我的影响，是外因的作用。

这个借口古已有之，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共同借口一直是这样的。当人类的这两位老祖宗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后，他们对上帝的辩解是什么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的潜台词是：不是我的错，是那女人的错，而那女人是你上帝给我的。夏娃则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同样的逻辑：不是我的错，是那蛇的毛病，同样的潜台词：那蛇是你造的，是你的责任。真是夫唱妇随

的确，他们俩人说的都是实话：是夏娃把树上的果子给亚当吃的，是那蛇欺骗了那女人。但是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却被他们隐瞒了，这就是上帝早已经有言在先，上帝对亚当讲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们更没有坦白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想吃这果子，不仅在那果子好看，好吃，更在于他们渴望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蛇——邪灵对人的最大引诱就在于此，你们靠你们自己就能变得像上帝一样。

亚当、夏娃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当人犯了罪之后，他不仅没有勇气去悔改，反而以外在原因为借口为自己开脱罪责。

人拒绝悔改，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他逃避他自己，他逃避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谴责，任良心泯灭。

想到了文革，反右。毫无疑问，这些浩劫发动者、组织者永远也逃不了自己的罪责。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清白？我们是不是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入了那场大灾难？古希腊神话中有所谓的“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是那匣子一打开，关在里面的邪恶的东西就都飞出来了。文革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作的正是打开那匣子的工作，但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绝对不是被突然地煽动出来的，那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且一直隐藏在我们心中。　　



8. 在上帝面前作一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注十八）当年彼得与耶稣相遇时，彼得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憾了，于是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将悔改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悔改的人，他会这样说：上帝啊，求你带我回转。我们要归向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注十九）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根本就无法悔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灵魂的黑暗到底有多么深。

当一个人悔改时，他应当像路德所说得那样：在上帝面前成为实在的罪人。一个人“不能自自然然地成为罪人，因为他原来就是罪人，用不着再去承认。他之所以成为实在的罪人是由于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在上帝面前是恶的” （注二十），我得罪了上帝，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如此这般，这个人就不是他所不是的人——圣人、义人、好人，而是成为他所是的人，罪人。

路德还说：“上帝只能收纳被人离弃的人，只能医治有病的人，只能使瞎子看见，使死人复活。他只能使罪人成为圣徒，使愚拙人有智慧。总而言之，他只伶悯遭受灾难的人，赐恩典给犯罪的人”。 （注二十一）

路德的话是从耶稣那里化来的。耶稣曾经引用〈以赛亚书〉说：上帝“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注二十二）。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受压制的人，一个瞎子、死人，因为我们本来如此，本性如此。

当悔改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不会带着他曾经引以为骄傲的知识和智慧，不会带着他那令人羡慕的家庭、文化，更不会带着受世人称赞的德性。他要带上的是自己有而上帝永远不会有的东西并把这东西送给主耶稣，这就是他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能，这就是他在灵性上的完全破产，这就是他的嘴。他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只是上帝的伶悯：主啊，可伶我这个罪人吧。

当人悔改时，他的心是沉重的，它不能不沉重，因为它感到自己的罪孽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他会像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拯救我脱离这罪恶的苦海呢？于是他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呵。但是，我承担不了我的罪孽，我求你来替我承担。

把罪交给耶稣，求他饶恕，求他承担，这就交对了。因为上帝将人的罪归于自己，并使无罪的成为有罪的，并为此而牺牲，使人在耶稣基督里头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启示，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注二十三）。这正是信仰的安慰和力量，是十字架的安慰和力量。正如路德所说：十字架“叫你相信基督已经担负了你的罪，为你的罪付了重价，你的罪既然放在基督身上，你就该平安了，你的罪放的地方正好，正是应该放的地方”（注二十四）。　　

是时候了。不论多么沉重的罪孽，都该轻轻放下，放在基督身上。

注释：

注一，刘志琴 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59 至60页。

注二，冯友兰 著，《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61年新1版，第55页。

注三，冯友兰 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3版，第152页。

注四，《费正清论中国》，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第70页。

注五，《圣经》（思高本），《哀歌》 第5章 第21节。

注六，注七，《圣经》（和合本），《以西结书》 第14章 第6节；第33章 第11节。

注八，注十九，同上引，《耶利米书》 第3章 第12至13节；第31章 第18节。

注九，《天主教教理》 香港公教真理学会，香港，1996年第初版，第352至353页。

注十，M J. Erickson 著，蔡万生 译，《基督教神学》卷三，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152页。

注十一，同上引，《使徒行传》 第2章 第36至38节。

注十二，李泽厚 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306至316页。

注十三，《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6年，第216页。

注十四，注十五，注十六，祁克果 著，谢秉德 译，《祁克果的人生哲学》，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86年3版，第161页；第161页；第149页。

注十七， M J. Erickson 著，郭俊豪 李清义 译，《基督教神学》卷二，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172至173页。

注十八，注二十，注二十四，路德 著，王敬轩 译，《路德文选六： 日用灵粮》，道声出版社，香港，1977年再版，第175页；205页；第77页。

注二十一，注二十二，《圣经》（和合本），《路加福音》 第5章 第8节；第4章 第18节。

注二十三，同上引，《马太福音》 第8章 第17节。

修改完毕于2004年，4。2 日凌晨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