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吹皱一池春水？-范学得

作者：范学得



1. 动物不问有没有上帝

有朋友希望我就上帝与人这个大题目写一点东西。我苦苦地思索了好几天，还是理不出头绪，连个好题目也想不出来。突然，某日清晨散步时，我想起了一句古诗：“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紧接着脑袋里就涌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乍起的风，怎么吹不皱山，也吹不皱地，却偏偏能吹皱了水？但若不是起风了，春水怎么能被吹皱？如果把人心比作一池春水，那什么是风呢？噢，原来天地万物之中，唯有人才问有没有上帝。人之所以要问个不休，只在于他是有心的人。

好，就以谁吹皱一池春水，写下自己的胡思乱想。

动物从来不问有没有上帝，更不会为此而烦恼、而争论、甚至而战、而死。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非常厌恶荷马和赫西阿德笔下的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他说：“荷马和赫西阿德加在神身上的一切，正是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东西”，如偷盗、奸淫、彼此欺诈等等。色诺芬尼认为：世人都认为神和他们一样是被诞生出来的，穿着与他们一样的衣服，并且有着同样的声音和形貌，“埃塞俄利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色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那么，“假如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塑像的话，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出和塑出马形的神像，牛就会画出和塑出马牛形的神像了”（注一）。

某些无神论者曾把这段名言当作批评有神论的一个论据，说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的。但这样的引用的确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因为色诺芬尼不仅相信有上帝，而且他非常明确地主张“一神”，认为这独一的上帝不仅没有我们的构造，甚至也没有我们的思想。他说：“上帝是全耳（即全听），全目（即全视），全灵，在同一的地方，永不移动，可是却推动万物”。由此，色诺芬尼把古希腊的多神论，转变为一神论。（注二）

人询问有没有上帝，这至少表明了人不是动物也不愿意变为动物。



2. 人造的神明

我从没见过动物造出的神，但看过人造的。这神明或是风雷日月、河流山川，或是马牛羊，龙虎豹，或者竟是黄鼠狼子。在那钟声悠悠的寺院内，在那香烟袅袅的供桌前，我越是细看那些神像，我就越觉得他们好像我们中国人，那鼻子，那眼睛，真是像极了！当然也有不像的，但这原因在于几千年历史的变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可以寻找到其踪迹。

坚持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来的无神论者费尔巴哈自述，他思考宗教问题的方法是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他认为：“神学之秘密就是人本学” （注三），神学就是人本学。意思是说，上帝就是人，上帝的本质（如善、爱和人格）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宗教是对无限的东西的意识；就是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 （注四）。只是人把他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一种与人完全不同的绝对本质，这就是上帝。“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 （注五）。“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它的上帝” （注六）。

费氏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的确，古今中外许多的神明都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的，并且至今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这个创造。甚至宣布自己就是神，比神还了不起。 但是，人能造神，并不等于神就是人造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自我意识绝对化，神圣化，但这并不能说明神的本性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基督教一再说，人造的神是偶像。这偶像就像中国的老百姓说的：“八面威风、十分无用。”

最重要的是，基督徒所说的上帝，并不是人关于无限者，绝对者的概念，意识和学说，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上帝，并且，这个上帝曾经化身为人，来到人间，和人一同经历苦难，但最后被人所拒绝，将其杀死。基督徒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上帝，是亲自向摩西显现的上帝，是使耶稣死里复活的上帝。因此，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反复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 （注七），他还说，这起初就已经存在的“道”，“是我们所听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 （注八）。

有人造神，也有人思考有没有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部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尼采和萨特，都围绕着上帝问题在思索，在争论，也可以说是在打转转。信者说有，不信者说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虽然在争吵之中的阿公和阿婆说的不是一个理，但双方争论的方法却一模一样：都是“说理”，也就是说，要从逻辑上（也就是理上）证明或否证上帝的存在。

从理上证明上帝存在的最著名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中世纪的伟大神学家，他在《神学大全》中分别从第一推动者、第一因、目的论等五个方面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可惜，这五大论证都被批评过，人们问：“为什么无限之因不能成立？即使这能证明有一个或者几个上帝存在，又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罗素就认为，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除掉其中来自无生物的目的论这一论证以外，全部论证都依据没有首项的级数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假设。每一个数学家都知道这种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负一位末项的负整数级数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罗素所说的话，大概只有数学家才明白，但他紧接着说的这句话谁都可以地懂得，“但是在这里一个天主教徒即便承认圣托马斯论证不妥善，不会竟因此而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会想出些别的论证来，或托庇于启事” （注九）。

但维特根斯坦却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这种证明的信奉者们想要做的是给他们的‘信仰’提出一种理性的观念和基本原则。而他们本身根本不是因为这些证据而相信的” （注十）。这就是说，一个人并不是由于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之后才相信上帝的存在，并进而相信上帝。而是在他们相信了上帝之后，他们要给自己的信仰做出某种理性的说明，借以表明自己所信的是合乎理性的，并且也希望他人在经过理性的思考之后，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信仰上帝。托马斯。阿奎那正是这样，他并不是由于论证出了上帝的存在然后才相信上帝的，实际上他相信上帝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他的论证只是为了向别人分享他的信仰，并表明尽管信仰能突破理性的界限，但理性也能支持信仰。

维特根斯坦从另外的角度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宗教说：这样去做！——那样去想！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且，甚至一旦它试图作这种证明时，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了；因为对于它提出的每个理由，都存在着一个有根据的对立理由。这样说更明白些：‘这样去想！不劝它如何使你吃惊。’或者：‘你这样做吧！——无论你对它多么反感’” （注十一）。这针对的是宗教中所包含的大量命令：你应当如何如何！的确，不需要去证明它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上帝提出的命令。而当上帝如此命令人的，他要求的不是你去理解，而是去行动，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人面对这一命令，需要的不是认识这一思想的活动，而是顺从这一意志的努力。

哲学大师康德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他也从理性上把阿奎那批得体无完肤，从而证明从理性上无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但是，他却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道德论证明。他说：“假设上帝的存在，在道德上乃是必要的” （注十二）。“上帝”的概念不是属于思辨理性的，而是属于道德学的概念——至善的概念。康德发现，“只有先假设一位至极圆满的创世主，然后道德原理才承认这个概念是可能的。他必须全知，然后才能在一切场合下，全部未来中，认识到我的行为，窥察到内心的深处；他必须全能，然后才能对这种行为予以恰当奖罚；同样，他也必须全在，永恒等等。由此可见，道德法则是借着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至善这个概念，才决定了作为最高实有的‘原始实有’这个概念的” （注十三）。无论康德的论证如何精致，但可以想像，等待着康德老先生的也只能是一个体无完肤。

但不管怎样，从康德以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有限理性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理性对于超出人经验范围的事物，既不能肯定其存在，也不能否定其存在，否则它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对于现代多数的哲学家来说，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无论是证明还是否证上帝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能证明则能否证，反之亦然。而基督徒经常愿意说的则是：上帝若是要靠人的理性来证实存在，那他还是上帝吗？若一个人能从理性上、逻辑上、推理上否证上帝的存在，那他还不是上帝吗？

既然证明也证明不了，否证也否证不了，怎么办？当代有一种思潮开出了一个妙方，它宣布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著名哲学家艾耶尔说：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既不能真也不能假的形而上的说法。。。一切关于上帝性质的说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一个上帝存在这种论断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无神论的断定没有上帝存在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能够提出一个与之矛盾的有意义的命题”（注十四）。而他所说的“有意义的命题”，就是说“一个句子，当并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 （注十五）。总而言之，既然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在认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就只好在认识论中取消这个问题了。先生，且慢。就算是你把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取消了，可那并不能取消上帝的存在啊！



3. 反对理性专制主义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一再说，上帝之子耶稣竟被钉死在十字架，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在人的理性看来的确是荒谬绝伦、愚昧透顶的！是世人凭借自己的智慧绝对认识不了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借这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注十六）。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走向上帝的路，是一颗敞开了的人心，而不是一堆绞干了的脑汁；是信仰、是忏悔、是顺服、是谦卑、是爱，而不是逻辑、推理和证明。“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不是理智。上帝是人心可以感受的，而不是理智可以感受的” （注十七）。 帕斯卡尔说的何等好。

早在第三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家特土良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以雅典来象征希腊哲学，以耶路撒冷象征基督教信仰，他问：“罪恶来自何处？为何如此？人性来自何处？如何而来？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有何相通之处？学院和教会之间有何相通之处？我们信仰的体系，源自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教导说人必须用单纯的心寻求上帝。。。我们只要有耶稣基督，便已无需好奇地探求其他。我们除福音以外，也别无所需（探索）。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便不再需要其他的信念。因为除了‘因为没有其他必须相信’以外，我们已无须相信其他事物” （注十八）。

一颗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这样的心，上帝必不轻看。人有了这一颗心，他就会像特土良一样豪迈地说：任世人说我们的信仰是荒谬的吧，正因为荒谬，我们才信仰！ 他就会像纽曼主教一样坚定地宣布：千难万险都不足以使我怀疑！

早在宗教改革运动初期，高举着“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的路德，就激烈地反对理性主义。他用他那特有的夸张和愤怒说：

“上帝最坏的敌人是理性；这一理性是一些恶的首要根源。”

“理性是魔鬼的大娼妓。”

“理性是信仰的严重对立物，信徒应该将其扼死，埋葬。”

“消除你的理性，不然你就不能完成你的拯救” （注十九）。

当韩宁博士问路德：“既然在关于信仰的事上，理智没有用处，那么，理智在基督徒的身上完全没有地位么？”路德回答：“理智在信仰和对上帝的知识上，只是愚昧而已，但在信徒的手中，它是件极好的工具。一切才能在不信的人手中都是有害的，但在圣贤的手中，却都是最有益的。”（注二十）



路德在与朋友的谈话中还说：“理智对信仰并无贡献。。。理性是信仰之死敌，永远不会对属灵的事有助益。相反的，理性常要反抗上帝的话，对从上帝那里发出来的，常持轻慢的态度。”（注二十一）



路德以自己为例说明他的观点：“我虽然是个老神学博士，但到今天，我的程度还没有越过儿童们所学的十条诫，信经，及主祷文。就是对这些，我的了解也还不能像我所应当有的那么完善，虽然我是每天和我的儿子约翰及女儿抹大拉用祈祷的心请在研读。如果我对于主祷文中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彻底领会，并真信那创造并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就是我的父亲，那么我就一定会为自己得到以下的结论：我也是一个天地之主，基督是我的兄弟，加百列是我的侍者，拉斐耳是我的车夫，众天使是天父差来满足我的需要，扶持我走路，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的。但天父为要训练并坚定我们的信仰，他便让我们下狱，陷入深水。由此可见我们对于这句话是如何不了解，信心是如何动摇，软弱是如何大，以致我们不禁开始想道：呀，谁知道圣经中所记载的有多少是真的呢？”（注二十二）

继路德之后，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数理科学家、思想家巴斯卡由高举起了反对理性专制主义的旗帜。他就提出了一个个令人深思的命题。他说：

“心灵有其理智（道理），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可以从千百种事情知道这一点。” （注二十三）

“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能达到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 （注二十四）

“理智之命令我们，要比一个主人更专横得多；因为不服从主人我们就会不幸，而不服从理智我们就会成为蠢才” （注二十五）

“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找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因此就让我们别去追求什么确实性和固定性吧” （注二十六 ）!

“如果除了确定的东西之外，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对宗教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因为宗教并不是确定的。。。宗教存在并不是确定的；可是谁又敢说宗教不存在乃是确实可能的呢？因而，当我们为着明天与为着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应该为着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 （注二十七 ）

这就是巴斯卡，一个堂堂的汉子，他抛弃了理性的确定性，他要为着不确定的东西——信仰而奋斗，他宁肯被人视为不服从理智的蠢才，也绝对不放弃信仰。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推翻理性主义的专制，剥夺理性审判上帝的权利。

在十九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全部的力量去撞理性主义的这道高墙。他用“任性”两个字，彻底地反击了理性主义的专制。 在《地下室手记》中，他借着主人公的自白说：

“先生，理性是件很妙的东西，这是不用争辩的，但理性终究只是理性，它所能满足的指示人的理性面；而意志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白，这就是说，包括理性与一切冲动的整个人类生命。我们的生命，在它的表白之中，虽然是没有价值，然而它仍是生命而非开出来的平方根。现在，比如说，很单纯的，我要活下去，这是为了满足我生命的一切官能，而不只是要满足理性，这就是说，不只是要满足我生命官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所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它所知道的仅是它所以学习到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可能永远学习不倒；这很糟糕，但为什么不坦坦白白承认？）而人类的本性却是一个整体，它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与它里面的一切因素共同行动，而即使它走错了方向，还是活下去。”（注二十八）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理性是人的整个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它多么强大而又有力量，它都取代不了人的心灵中另外的遗志，感情，下意识和灵性的地位，作用和功能。

“有一个状况，仅有一个状况，人们有意识的，蓄意的欲望与他有害的事物，欲望愚蠢的事物，最最愚蠢的事物——仅仅为了取得欲望愚蠢之事的权利，而不愿被拘束于仅仅欲望明智之事的束缚之中。当然，这个最最愚蠢的东西，这种我们的任性，先生，事实上很可能比世界上一切事物对我们更有益处，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特殊之点是当它很明显的对我们有害，很明显的违背我们的理智的时候，它仍然可能比一切的利益对我们更有益处，因为不论外在情况如何，它为我们保存了最珍贵最紧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性。” （注二十九）

任性，任意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人性的基础，就是人格的基础。

“你可以用任何字眼来形容这个世界的历史——一切能够进入你得乱七八糟的想象之中的东西都可应用，唯独不能用‘理性’来形容它。这两个字刺在你的喉咙里吐不出来。” （注三十）

从两次世界大战，从文化大革命这些现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如何能发现世界历史是理性的历史，或者是走向理性的历史呢？还有九一一呢！

人终究是人，不是钢琴键。“即使人真正仅是一支钢琴键，即使自然科学与数学一起向他作此证明，他仍然不会变得理性，却要做出一些乖张行为——仅仅因为忘恩负义，仅仅是为了贯彻他自己。设若他找不到方法，他就会制造毁坏与混乱，会发明一切样式的折磨痛苦，以便贯彻他自己！他会向全世界发动诅咒（这是他的特权，是人与其他兽类的首要区分住走），他可能因他的诅咒而达到他的目标——这就是说，他让自己相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假如你说，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被计算出来并列成表格——纷乱，黑暗以及诅咒，以及仅须事先对它加以计算就可把它制止，理性重而可以重新肯定自己——如果你这样说，好，人可能就会蓄意的发疯，以便把理性赶出去并贯彻他自己。这是我相信的，我可以为这个话负责，因为人类整个行为似乎都包含于，且仅仅包含于此一事实：不断的，每分钟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这可能要以他的性命为代价，可能以互相残食为手段。” （注三十一）

换句话说，人是自由的，它不是一架按照规律而运转的机器。

“确定性却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之死亡的开端。”（注三十二）

上个世纪初的俄国有一个叫舍斯托夫的知识分子，他又“以流血的头颅来撞绝对理性的铁门”了。他在撞这铁门时一定会听到特土良在他耳边说：“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了，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对，这就是真理！舍斯托夫默默地点头。几千年了，为了得到理性的赞扬，多少人失去了生命中那最宝贵的东西－－信仰。自从希腊哲学侵入基督教信仰后，怕丢脸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不仅使雅典和耶路撒冷和解，而且命令耶路撒冷去雅典诉罪和谢恩。凡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东西，都必须用雅典的秤先秤一秤。人们热衷于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理性推理，其实不过是让耶路撒冷去雅典法庭受审而已。他问：

“理性是否有权独立自主地进行审判，而不让任何人了解这一点。” （注三十三）

这就是理性专制主义： “当理性决定采用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决定采用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 （注三十四），赞扬理性，这就是天上地下最高的美德。

啊！雅典，理性的象征，逻辑的庙宇，科学的殿堂。你自认是创造者，是立法者，是审判者，是万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宝座上。理性必须判断一切，理性有能力判断一切，理性的审判是最后审判。即使上帝存在，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凡是理性不能证明的，就是假的、恶的、不可能存在的。

“理性把人带到高山上并指着整个世界说，把这一切都还给你，如果你看得见，就加以崇拜吧。人果真崇拜起来并得到了允许的东西，尽管远非全部。从那时起，崇拜理性就成了人的义务” （注三十五）

天哪！理性居然要成为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

舍斯托夫说：不！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真理上，因为世人认为他可耻；上帝之子居然会死，这在理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被埋葬的人复活了，这毫无可能。但是“在理性认为可耻的地方，就不需要害羞；在理性断定无法理解的地方，就需要期待真理；在理性看到完全没有可能的地方，——在这里而且只存在这里才会有最后的明显性。” （注三十六）

别了，弗洛伊德医生，你说未来的希望就在于理性将最终统治人的心灵。别了，罗素勋爵，你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真正朋友。别了，启蒙时代的衮衮诸公，你们高呼理性万能！理性万岁！但我们听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我们看见了在人间建立的天国一个个地倒塌了。我们生活在污染了的环境中，超越这一切的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因此我们经历到了并且也看到了千千万万新生了的男男女女。于是我们有勇气像前贤一样地说：“不错，我们是在深渊之中，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深渊之中向上帝呼救。”



4. 理性诚可贵

反对理性专制主义的专制，并不是反对人的理性。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它是好的。

理性在人的生活中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不可缺少。人是要死的，张三是人，所以，张三是要死的。这是逻辑推理。离开了逻辑，大脑的一大半就将陷入混乱。2+2=4，这是根据数学的规律得出的结论，若一个小孩子说2+2=5，你绝对不能说他是天才。

还有生活中的常识，也与理性不可分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靠右侧通行是交通规则。那是理性的规则，人人都得遵守。如果你在这样的国家中，偏偏靠左侧通行，开车，你不可能指望出现奇迹，不是你被警察抓住，就是你车毁人亡。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也可以写成：理性就是力量，科学就是力量。

这力量能移山，能倒海。它使人直上九天，在月球上行走；也使人遨游四海，通过海底隧道海底电缆而彼此连接。这力量不仅凝结为一个实在的技术世界，也化身为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不仅在人类面对的外在物质世界中，可以处处看到理性的力量，就是在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中，也处处打上了理性的烙印。

但是，理性并不是一切，也并不能决定一切，科学也同样如此。爱因斯坦说：“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注三十七）。这样的话同样适合理性。

爱因斯坦还说：“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唯一目的是提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问题，而且不能通过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只有在逻辑联系方面，科学才能为道德问题提供一定的规范，也只有在怎样实现道德所企求的目标这个问题上，科学才能提出一些方法；至于怎样决定这些道德目标的本身，就完全超出科学的范围了” （注三十八）。

其实，爱因斯坦还是在某种意义上重复康德的思想：理性在经验方面，前途无可限量；但在宗教领域，在道德领域，在审美领域，它无能为力。

人如果能够谦卑地审视理性，那么，它一定会看到，在理性之下，有下意识，在理性之上，有超理性——灵性，在理性的前后左右，还有意志，有情感，有直觉，等等。人心是一个广不可量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理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只有当正确地使用理性时，人类精神王国才有和谐可言。

正确地运用理性，人就应当有勇气承认，某种超越理性的东西虽然不是理性可以清楚明白地认识的，但人心却能感受到其存在，能够直觉到其存在。正如保罗所说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注三十九）。

人从浩瀚的大宇宙和自己内心的小宇宙都可以领悟到：冥冥之中有神明。康德以他的墓志铭印证了保罗的话。那墓志铭是：“仰望太空，星光灿烂；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康德是这样阐述这两点的：“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愈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己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我无需远求它们或猜度它们，仿佛它们掩蔽在黑暗中，或处在我视线以外的超越境界中一样；我亲眼看见它们就在我面前，并把它们和我自己的存在意识联系起来。前者从我在外在的感官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开始，并把我在其中的联系扩大到重重世界，层层星系的无限范围中。此外，还进到它们的循环运动，生成和延续的无限时间中。后者开始于我的无形的自我，我的人格，并把我呈现在一个具有无限性的世界中，不过这个世界只有悟性才能找寻出来” （注四十）

对于后者：道德律令，保罗称之为“是非之心”或者“良心”，这“是非之心”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 对于前者，大卫曾经作诗赞美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 （注四十一）

居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很少仰望星光灿烂的太空了。但是，当牛顿观察到这一切时，却不得不赞叹：“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他在《基本原理》的结论中又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在掌管统治” （注四十二）当美国的太空人登上月球时，他吟诵的正是大卫的那一首著名的诗篇。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

也许有人曾问，为什么你们所说的“上帝的事情”我却不晓得呢？巴斯卡会这样回答：上帝既愿意公开地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的人显现，又对那些一心躲避的人隐藏起来。他使自己的标志为那些追求的人看得见，又为那些不追求的人看不见。对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见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光明；而对那些怀着相反的心意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幽晦。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5. 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人上帝是谁

在犹太人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皇帝哈德良对犹太拉比约书亚b.卡南亚有一场对话。哈德良说：“我希望看到你的上帝。”约书亚b.卡南亚回答：“这不可能。”皇帝则坚持要看。这一天正是夏至，拉比让皇帝面对着太阳，说：“注视着它”。皇帝说：“我无法看。”于是拉比大声说：“你承认你无法看太阳。感谢主呵，而太阳不过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已。你想要看到上帝，这是多么不自量力呢？” （注四十三）

不自量力，直指人的骄傲。换句话说：人根本就不配看上帝，不论他是谁。就算你贵为一国之君，你依然同一介草民一样，在上帝面前同样是罪人，只不过所犯的罪不同而已。所以，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对上帝说：你给我看看。人若是真心地来到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面前，他所说的也只能有一句话：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除了骄傲这个罪使人无法面对上帝之外，人本身的局限性也使他无法找到上帝。无论一个人如何聪明绝顶，但他最终是一无所知的。帕斯卡尔说得好：“世人对种种事物都判断得很好，因为他们处于天然的无知之中，而那正是人类真正的领域。科学有两个极端是互相接触的。一个极端是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生来就处于其中的那种纯粹天然的无知。另一个极端则是伟大的心灵所达到的极端，他们遍历人类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于是又回到了他们原来所出发的那种同样的无知；然而这确是一种认识其自己的，有学问的无知。那些介乎这两端的人，他们既已脱离了天然的无知而又不能达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也沾染了一点这种自命不凡的学识，并假充内行，这些人搅乱了世界，对什么都判断不好” （注四十四）。爱因斯坦在达到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最高峰之后，也承认了同样的真理：我一无所知。

还有，正如我们的先人看到的那样：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要天上地上都找遍，都认识得一清二楚，这完全没有可能。就是整个人类加到一起，也是如此。

因此，无论人怎么努力地去寻找上帝，靠他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他绝不可能找到上帝。人类靠自己去寻找上帝的一切努力，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上帝与人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个距离，不仅是时空间的距离，更是本质上的距离：上帝是至圣者，人是罪人。在上帝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在人这里，无论什么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摆脱罪。因此，靠人自己他根本就无法消除这个距离。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作为一个有限者——人，他若是真想认识上帝，他就需要绝对的无限者——上帝来打破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距离，无限者进入到有限者之中。换句话说：人需要上帝来告诉他：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谈论上帝。

上帝什么时候告诉人，人才能在什么时候知道上帝。

上帝告诉人多少，人才有可能知道上帝多少。

上帝以什么方式告诉人，人就只能通过那个方式去认识上帝。只有上帝赐下了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人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的事。

上帝通过一部圣经清楚地告诉了世人他是谁，他让人在耶稣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如人在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上帝。

这就是上帝，他从无中创造天地万物，又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他赐福亚伯拉罕，并应许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他在何烈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自有永有，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十诫。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过红海，进迦南。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人并定意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面对着这样的上帝，摩西脱下了鞋，蒙上了脸，因为怕看上帝；以赛亚惊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多马俯首敬拜：“我的主！我的神！”

认识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圣经也说得非常清楚：信仰。一部圣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上帝的事情，但却从来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它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证明，上帝就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人们的生存，活动和存在都全靠他来维系，为什么还需要证明？

圣经直接向人的理智挑战。他说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根本就认识不了上帝，不仅如此，人若自恃其聪明才智，他就一定会认为圣经的道理是愚蠢的。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无法认识上帝，这就是圣经的结论。认识上帝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相信他，信赖她，依靠他，跟随他。



6. 哪一个上帝死了？

与基督徒宣称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相反，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就宣布：上帝死了。

“哪一个上帝死了？”这是一个问题。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至少有三个上帝形像：一个是圣经中的上帝，一个是形而上的上帝，即哲学家根据形而上的原理而推论出来的上帝，一个是不同时代的教会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利科的回答是，我们只能回答说，形而上的上帝死了，还有神学的上帝也死了。是的，我们知道，一些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的确也死了。

当尼采解释“我们已经把上帝杀死了”的意义时说，人们对人、对道德、对真理的看法都随着基督教的上帝的灭亡而消亡了。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不变的善和绝对的价值了。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就是我的上帝。

圣经中没有像尼采这样的理论上的无神论者，但诗篇第十四篇记载了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耶和华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注四十五）。人之所以说“没有上帝”，是因为他不怕上帝，他行了可憎恶的事却不以为耻，他以为他在暗中作的孽永远不会暴露，他行恶却不怕报应！

我们现代这些聪明人多么像古代那个愚顽人哪：吃吧！玩吧！从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上帝，那不过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而已。让我们乐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道德法则是用来束缚软弱者的，强者为自己立法并叫众人服从。作恶有什么了不起？在你为恶，而在我则为善。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的目的，我为什么不能把他人当成工具？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死后皆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片荒唐！用剥削陷穷苦人以永远的贫困，以压迫使无助者失去作人的尊严和自由！算什么！什么战争、什么吸毒、什么淫乱、什么堕胎、什么污染环境，这一切有什么不可以？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一些人无法认识上帝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去认识，而是因为他们的确面临着认识上的困难。 “我为什么受难，这是无神论的支柱”，毕希纳的这句话说出了许多人拒绝上帝的根本原因。对于他们来说，隔在人与上帝之间的是一片苦海，是纳粹“奥斯威茨”集中营内的哀声祷告，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断臂残肢，是孤苦伶丁的非洲黑孩子一个个地被活活饿死。

“为什么上帝不制止罪恶？”从伊壁鸠鲁到费尔巴哈，在愤怒的呼喊中，有多少人摆不脱那浸透了苦水的沉思：既然世界上充满了邪恶和苦难，那么，上帝或者无力改变，从而就不是全能的；或者不愿意改变，从而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一个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应该创造一个没有恶的世界。

我们的先祖没有像希腊哲人那么多的哲思，但同样有流不尽的眼泪。早在《诗经》中先祖就发问：“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腊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这些民歌表现出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对上帝的疑惑、埋怨、甚至可以说是怨恨。

在西方的思想界、哲学界、神学界，关于苦难的问题，从奥古斯丁以来人们争论了几千年，双方的基本论据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一方能满意自己提出的解答，更不必说满足对方的结论。

其实，在伊壁鸠鲁以前，约伯就问过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无辜人、好人、善人、正义的人为什么遭受苦难？

当上帝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疑问时，上帝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他说的却是宇宙万物是谁创造？上帝的奇妙作为谁能理解？上帝甚至反问约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约伯最后不得不回答：“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 （注四十六）。

好人为什么遭难，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也没有再问。人的苦难是无法说明的。虽然如此，但多少世代的多少人还是一直在问，当我受难时，上帝在哪里？

基督教只有一个答案：在十字架上。

当人在受难时，上帝在耶稣之中也同样受难。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的苦难。

苦难的存在，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即使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人的苦难依然存在，苦难的原因依旧得不到说明。只有当上帝以无尽的爱和人一同受苦，只有在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中，苦难才获得了意义。这就是：无论人遭受了如何的苦难，但只要人和上帝在一起，就有平安，就有希望，就有爱。

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即使上帝为你我清楚地解释了苦难的原因，又能怎么样！面对着苦难，人需要知道的不是它为什么临到了我，而是我将向何处去。人需要问的不是上帝何以能受苦，而是我如何去分担上帝的痛苦。人在苦难中需要的是能像大卫一样说，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随时的帮助。

有一对弟兄从小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当他们放弃信仰基督时说，令他们困扰的问题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基督教跟他们是否有关系？”或者上帝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这也是许多被社会认为是成功的人感到困惑的同样问题，他们不觉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上帝。

基督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在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面临的并且必须不断地要回答的问题。

不错，不信上帝，人依然可以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可以五子登科，甚至德性高洁。但难道这就是人生活的全部？难道金钱、事业、权力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否把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叫作人生的意义呢？爱因斯坦说得好：“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注四十七）。

更何况，当人有勇气去面对人生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生存是没有根基的、生命是荒谬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无论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到头来他所能发现的都只是虚无，而他用来遮掩虚无这个真相的，不过是无聊与平庸而已。

从古到今，人必有一死，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从来就没有作为人活过一天，可怕的是我的活着仅仅是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如同行尸走肉，可怕的是在我今天生活中我所满意的这一切，等待着它们的是虚无，并且只是虚无。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 （注四十八），这就为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意义，永恒的意义，这意义就是上帝对人无尽的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需要爱，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爱。爱上帝、爱你的邻居，这就是人生命的意义所在。

注释：

注一，转引自 （法）罗斑 著，陈修斋 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北京，1965年，第106页。

注二，转引自李道生 编著，《世界神哲学家思想》，大光书房，台北，1992 年，第11页。

注三，注四，注五，注六，荣震华 王太庆 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北京，1962年，第16页；第27页；第39页；第38页。

注七，《圣经》（新译本），《约翰福音》第1章第18节；天道书楼，1999年。

注八，同上引，《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

注九，罗素 著，何兆武 李约瑟 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561至562页。

注十，注十一，维特格斯坦 著，黄正东 唐少杰 译，《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41页；第124页。

注十二，注十三，注四十，康德 著，关文运 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北京，1965年，第128页；第142页，第164页。

注十四，注十五，艾耶尔 著，尹大贻 译，《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1年，第132页；第2页。

注十六，同注七，《圣经》（新译本），《哥林多前书》第1章 第21节。

注十七，注四十四，注二十三，注二十四，注二十五，（法）帕斯卡尔 著，何兆武 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130 页；第151 页；第130 页；第127页；第157页。。

注十八，（英）麦葛福 著，杨长慧 译，《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年，第18页。

注十九，转引自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杨德友 译，《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第202至203页。

注二十，注二十一，注二十二，徐庆誉 汤清 译，《路德选集》下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57年版，第301页；第317页；第295页。

注二十八，注二十九，注三十，注三十一，注三十二，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孟祥森 译, 《地下室手记》，万象文库, 台北, 1993年，第53至54页；第54页；第56页；第57页；第60页。

注三十三，注三十四，注三十五，注三十六，列夫。舍斯托夫 著，董友 等译，《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53页；第311页；第52页；第297页。

注三十七，注四十七，赵中立 许良英 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1979年，第58页；第48页。

注三十八，许良英等 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年，第526页。

注三十九，《圣经》（新译本），《罗马书》第1章 第19至20节。

注四十一，注四十五，《圣经》（新译本），《诗篇》第19篇 第1节；第14篇 第1至3节。

注四十二，转引自《世界名人宗教观》，香港，1994年12班，第8至9页。

注四十三，亚伯拉罕。科恩 著，盖逊 译，《大众塔木德》，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98年，第58页； 第3页。

注四十六，《圣经》（新译本），《约伯记》 第42章第3节。

注四十八，《圣经》（新译本），《约翰福音》 第1章第14节。

2004．3．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