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罪”字的思考-张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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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研究探讨之三
  张增礼
  0、引子
      有次在公共汽车上，刮进耳朵这样几句莫名其妙地对话。甲女谈起邻居信耶稣的事。乙女说：“基督教是犯了罪的人才去信的教，不要去信。信的人要天天认罪赎罪。”甲女说：“我看她们不光是犯罪认罪，还有点神神道道的。整天又唱歌又念经，精神失常了……”
      有一年冬天，邻居一位55岁的商妇找我，了解宗教情况。她家里供桌上摆满了中华诸神像：佛教的有释迦牟尼、菩萨，道教的有关公、财神，现代的有毛泽东，等等。因为她知道我研究宗教，并看过我在杂志、书刊上发表的论文。她曾经问过我一些使我惊诧不已的问题。如：“是否只有犯了大罪的人才能当神父或牧师？神父或牧师都犯了什么样的大罪？等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 、 重  点
      “罪”是西方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教中的重点问题，是圣经中的主要概念。因为所有的人都沉溺在罪恶中，所以，耶稣一开始宣讲福音，就劝勉世人悔改：“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应悔改，信从福音。”(玛4：17，谷1：15，路3：8，24：47)
      由此，每台天主教的弥撤开始时。神父都请大家认罪。每当西方教会向外人传教时，也不得不提到罪．给人的感觉是：好象没有罪的概念，就不能宣布福音；好象不否定性善论，就不能树立起福音。因为不谈“罪”字，就无从谈起“救赎”。
  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儒家启蒙课本里《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两千多年来，儒家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基本上是中国民众的正统观念。因此，西方宗教的原罪说、罪恶感，显然是和中国的传统相背的。
  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思维特点不同造成的。这也是中西文化相撞的起点。在认识方面由于误解而导致的巨大障碍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不了解西方宗教的人、一听说“罪”，就会躲得远远的。谁还会加人一个“罪人”的教会呢？谈“罪”色变，这触及到汉民族的心理敏感问题。因此，几百年来，西方宗教始终在中国发展壮大不起来。
  
  
  
  

  二  “罪”的误解

      下面请看一下中国人所理解的“罪’，与教会所讲的“罪”有什么不同：

      1、辞源对“罪”的解释：( l)作恶，犯法。(2)叛罪，惩罚。(3)刑罚。(4)归罪于。

      2、辞海对“罪”的解释：(1)作恶或犯法的行为。(2)罪名。(3)错误；过失。(4)惩处；受刑。(5)谴责；归罪。(6)苦难；痛苦。

      3、圣经辞典对“原罪”的解释：原罪不是“个人”的过犯，而是原祖的过犯……原罪的特质是：( l)缺乏应有的美善；(2)普遍性：凡是亚当的后裔，都染有此罪；(3)原罪使人遭受天罚：被逐出乐园，失却天主宠爱，最后还得死亡，此乃最严厉的罪罚。

      4、圣经辞典对“罪”的解释．．按照圣经。不论旧约、新约、罪过为：在思言行为上、违反天主旨意的某种举动……人的道德在于符合天主的旨意，而人的罪恶在于背弃天主的旨意。

  通过比较，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古至今所理解的“罪”，是指法律上的“罪”；而西方教会所说的“罪”，乃是指宗教上的“罪”。两者概念上有不同，理解上有差异，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由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而每一个善良的西方人。却认为自己有很重大的罪。追根揭底，两者所说的不是一码事。

  因此，西方宗教从一开始就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形成了隔阂。所以今天仍有许多人虽然坚信造物主的存在，却不接受西方宗教“罪”的教义。至于那些不信神的人。对“罪”的理解，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如把“禁果”理解为“性犯罪”，即是一例。

  三、  求索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汉文化研究者，我了解这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孟子“性善论”的正统地位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几千年来汉民族文化的沉淀，使性善论在这个民族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地埋藏下来。要想动摇它、可谓是难上加难。

  因此，佛教虽有自己的巨大优势，也不过争得个附属地位。大概这也正是许多旧中国老教友的子女们离开了西方宗教的原因之一吧。

  我的调查表明，他们决不是因为环境所迫而违心的离教，确确实实他们是由于不信才离教的。

  历史上许多宗教徒用生命和热血证明：一个人真正的信仰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离教的子女们觉得老一辈的科学文化知识匮乏，宗教信仰方面的说教毫无说服力；更反感于他们今天忏悔了，明天又去犯罪。永远也忏悔不完的罪，永远又不得不犯的罪。至于对父辈强加给他们的洗礼不屑一顾。

  西方宗教家庭的子女尚且如此，何况教外人的看法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心理学上的先入为主的法则起什么作用。因此，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心理潜意识。

  历史告诉我们，清朝时，西方教会曾有人幻想让康熙皇帝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带领其子民入教，一改其东方的传教局面。结果事与愿违，随着“礼仪”之争的挫折，这个幻想彻底地成了泡影。

  其实他们不懂，即使康熙皇帝入了教。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完全自愿的奉教局面。除非是强制性的或为生活所迫。如清朝和民国史上都有关于大批灾民集体入教的记载。

  其实这些人名曰入教，不如说是吃教正确。灾民为解决燃眉之急，生存下来，领洗入教，就可以吃饱肚子。这种形式上的入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信仰。后来的历史亦证明了西方教会的一厢情愿。

  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是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使大陆人民返依基督。“未加冕的女皇”——宋美玲，更是一个典型的接受西方教育的基督徒。然而她也只能影响自己的丈夫——总统蒋介石，却并没有使台湾的民众接受福音。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西方教会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和民族心理的基石是易经文化。因此导致了传教上的举步维艰。几百年来，始终处于摇篮期。

  易经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界的三教九流，并且渗透到民间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当代的高科技，也依然闪耀着易经文化的光彩。因为没有易经八卦，就没有二进制数学；没有二进制数学，就没有现代电子学；没有现代电子学，就没有当代高科技电脑一一计算机。历史是无情的，曾经被国人打入知识冷宫、地下民间的易经文化，到了西方科学家手里，竟成了当代高科技的基石。历史的启示、值得深思!

  四、  小结

  总之，汉民族对于“罪”宇的误解。使西方教会的传教工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放弃“罪”字的宣讲，他们可能会冒丧失西方宗教特点的风险。就如同佛教若放弃了“苦”字，解脱便无从谈起，佛教又何处立足呢？

  所以说， “性善论”与“原罪论”的碰撞问题不解决，汉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切入问题不解决。当然就谈不上是真正的从民族心理上来解决问题，而只能是脱离实际的泛泛空谈。如此下去，西方宗教能像佛教一样，即能拆除汉民族文化上的隔阂，建立汉民族心理上的共融，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盛传不衰吗？